4、政治发展的特征。这就是在社会稳定的状况下实现政治发展。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人口众多，“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因此，邓小平高度重视政治稳定对于各项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的保障作用，始终将其置于极为重要的地位。他说，“‘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我们必须吸取这一“历史的经验教训”（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7页。）。

二、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程序安排

（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程序安排的重要意义

中国是一个后现代化国家，始终有集权和分权两种力量在同时发挥作用。从现实条件来分析，中国是一个处于科技革命时期的发展中的大国，集权和分权两种力量的作用更为明显。一是发展中的大国这一国情对体制的影响。国土面积大，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众多，人们的素质普遍低下，同时又面临着世界经济竞争的巨大压力，这些都要求国家相对集权。二是我国处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发展，就要依靠科技兴国，而科技的发展离不开自由的环境。美国组织理论家汤姆生说过，科学技术和人类知识的进步速度，总是快于人在社会组织的科层结构中的晋升的速度，这就形成了知识能力与权力的矛盾，即最具备新知识和能力的年轻人，往往不是最有决定权的人。在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在科技革命时代，这种现象就更加明显。这就要求人们进行分权改革，给下属以更大的自主权。

这种历史和现实条件，使得中国的体制改革面临着两难选择：既要坚持集中统一领导，保证中央政府对国家的有效控制，又要进行体制改革，通过逐步分权克服集权体制的弊端。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央从来是强调集中统一的”，“中央要有权威”。同时他又指出：对原有体制，“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这就要求体制改革一定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要通过法制来不断界定各级权力的权限。

不仅如此，还有一个严重的障碍，就是中国是一个缺少法制传统的国家。正如邓小平所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建国以后，我们又忽视了法制建设，人们的法制观念淡薄，这就要求在体制改革起点的选择、程序的安排、形式的确定等方面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和措施。

（二）邓小平与中国体制改革起点的合理选择

体制改革起点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体制是协调和维持人与人利益关系的一种行为准则，是社会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一种机制。体制改革则是要改变现有的行为规则，实质上就是要改变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这就不可能使所有的人同时受益，这就会对社会政治稳定造成影响。这样，体制改革起点选择合理性的第一个标准，就是要尽量使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能受益，减少改革的阻力，以保持社会的政治稳定。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开始清算农业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吹响了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号角，并以此作为中国体制改革的起点。邓小平多次讲到：“改革为什么从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人口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安定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第二，农业是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关键，“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邓小平指出的这两点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从多数人受益以减少改革的阻力的角度来看，这一选择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