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目标，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
　 改革开放近20年以来，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的发展，立法数量急剧增长，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宪法为基石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领域已基本上有法可依。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现存的问题与不足。首先，法律体系尚不完备，还有不少重要的法律没有制定出来，如发展市场经济急需的证券、投资方面的立法。其次，改革开放前期制定的很多法律法规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急需修改完善。再次，有些法律法规的立法质量不高，漏洞很多，可操作性差。最后，同一层次或不同层次的法律法规之间还存在相互冲突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实现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战略目标，就必须切实转变立法思想，大力加强立法工作。首先，要逐步转变主要依靠多立法来完善法制的思路，走主要依靠提高立法质量来完善法制之路。其次，要逐步转变“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坚持立法力求严密细致的原则，不回避矛盾、下放矛盾，而是要面对矛盾，经过多种意见碰撞、甚至激烈的争论，提出正确、合理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再次，要逐步转变“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立法思想，要从全局出发，有步骤、有规划、有预见地开展立法工作。最后，要改变先改革后立法的做法，坚持立法同改革、发展的重大决策相结合的原则。当前，加强立法工作，就是要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特别是要围绕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社会反映强烈的改革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采取有力的措施，特别是要采取分析典型案例、总结实践经验与广泛调查研究相结合的立法方法，适时制定新的法律，对不适应现实需要的、有重大漏洞的法律要及时修改、完善、补充或废止，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努力提高立法的整体协调水平、完善程序与可操作性。
　 （四）以加强和完善执法、司法为目标，推进行政执法制度与司法制度改革
　 经过几十年特别是近20年的探索，我们初步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执法制度与司法制度。从总体上讲，行政执法工作与司法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的顺利推进等各方面，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毋庸讳言，当前我国行政执法与司法领域还存在相当突出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徇私枉法的现象，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的问题时有发生，在少数行政执法人员与司法人员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严重败坏了行政、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改革和完善行政执法制度。其一，要围绕政府机构改革，以精简机构、转换职能为目标，撤销不必要的执法机构，精减过于臃肿的执法机构，调整有关执法机构的职权。其二，要以民主、公开、高效为目标，健全和完善行政执法程序与司法程序，使行政执法活动和司法活动程序化，以法律程序来控制和制约行政权力、司法权力的行使。其三，要以提高素质、加强管理为目标，建立和完善公务员制度、法官制度、检察官制度，努力建设一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高素质的国家公职人员队伍。其四，要以加强监督为目标，健全和完善国家内部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外部的社会监督机制，使国家公职人员的活动置于强有力的国家和社会监督之下。其五，要以强化责任为目标，完善并切实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与司法上的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其六，要切实采取措施，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五）以严格和强化法律监督为目标，进一步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法律监督体系
　 法律监督与立法、行政执法、司法一样都是法律运作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重要保障。列宁非常重视法律监督的作用，他指出：“究竟是什么来保证法令的执行呢？第一，对法令的执行加以监督。第二，对不执行法令加以惩罚。”（注：《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8页。）但在我国当前，法律监督仍然是一个未受到应有重视、尚需进一步加强的薄弱环节。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国家监督体系与制度。(1)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使权力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的法律监督经常化、制度化。(2)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作用，切实保障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的法律监督权。(3)进一步完善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切实发挥行政监察机关、审计机关的监督职能。其次，要高度重视、大力完善社会监督体系与制度。(1)加强党的监督。党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政治、组织、舆论宣传优势，进一步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对广大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的党纪国法监督。(2)完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使人民政协成为社会力量（特别是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重要组织形式。(3)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积极拓宽和畅通监督渠道，进一步完善举报、信访、投诉等法律监督制度，为人民群众进行法律监督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和方便条件。(4)加强新闻舆论监督。从制度上切实保障新闻自由，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在揭露违法犯罪行为、监督公民和公职人员依法办事上的巨大舆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