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时下仍在进行的「自由派」和「新左派」的论战中，社会民主主义也是一个热门话题。35有趣的是，虽然部分「新左派」广泛利用新马克思主义等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以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词句，但由于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一些机制的钟爱和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情绪化敌视，他们之中多是些后现代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倒是「自由派」的思想主张更接近社会民主主义。且不说「自由派」中间不乏社会民主主义的信徒，如秦晖、朱学勤、何清涟等，「自由派」大都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双管齐下，而且除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外，都同时强调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热烈拥抱自由平等、社会公正和互助合作等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用秦晖的话说，他们所强调的是公民权力、个性解放、自由民主、平等竞争和程序公正等价值所构成的「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36这种现象本来也不足为奇，因为就思想和知识谱系而论，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具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再次，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决策圈也开始关注社会民主主义。东欧的共产党在「苏东剧变」中相继改宗易帜、转变为社会民主党，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共曾一度引以为戒。但是，中共对社会民主党及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在90年代末以来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在2000年初刚刚提出，便立即遭到党内一些人士的异议，认为提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这是向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党纲和通常标榜为「全民党」的社会民主党靠拢。这种指责并非空穴来风。从「三个代表」思想可以引申，由各类企业家和各界专业人士所构成的「有产阶级」，恐怕比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更有资格充当「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是，中共决策圈并不为所动，反而甘冒「离经叛道」之风险、加强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研究以借鉴其经验。37一些智囊机构或智囊人士更直接向党进言，建议模仿社会民主党、沿着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向修改党纲。38据说国家体改办主任潘岳最近还提出了一个以共产主义为理想、以社会民主主义为宗旨的新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39

结　论

无论是就中国而言还是就整个世界而言，对社会民主主义的选择都要求人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正是摆在整个人类面前的新任务。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敏感性，对资本主义下定义是很困难的事。在我们的语汇里，资本主义素来名声不佳，总是与贪婪、剥削和压迫等字眼连在一起。应该说，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是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所作的充满敌意的概括核描述，道德义愤远远超过学术良知和学理的严肃性。根据人类社会这两个世纪以来的经验，从纯学理的角度说来，资本主义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以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为基础、将效率和利润置于首要地位的社会制度和相应的价值观念体系。从激励机制、经济活力和实现个人价值等角度说，资本主义的积极功能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资本主义所鼓励的确实是自私和竞争等人性中那不太光彩的一面、而不是利他和互助等等高尚的一面。因而可以理解，资本主义从来就不可能是道德家们所青睐的对象，在社会经济学说中最多也只能被视为「必要的恶」来认可。即便是因为宣告「历史的终结」而被当今世人视为资本主义头号辩护士的福山，实际上也没有直接为资本主义辩护。他置于共产主义对立面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自由民主主义」(Liberal Democracy)。而且，他也并没有被自由民主主义的胜利冲昏头脑。当他瞻望人类的前景时，便再也没有回顾自由民主主义凯歌行进的历史时所带来的喜悦，而是对资本主义的隐患与人性的弱点流露出挥之不去的忧虑。40无独有偶，另一位举世闻名的资本主义辩护士布热津斯基在著书欢呼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之后，又大声疾呼人们去救治资本主义「大失控」的种种病态，诸如享乐主义、消费主义、贫富悬殊、道德堕落、精神空虚等等。显然，历史没有、也不应该终结于资本主义。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