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政纲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中国「中间派」所要走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而「中间派」没有亮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而宁可含糊其词，使用「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这些标签，是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策略考虑。20当时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已被中共所垄断，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当然不愿意混淆他们与中共的界限；他们当时在国际上要「兼善美、苏」、不偏不倚，不便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更何况，他们要在国统区生存发展，也须尽量避免「赤化」的嫌疑。「民盟」的另一位理论家张东荪倒是对「中间路线」的实质有过详细的说明。按照他的解释，「中间路线」就是「在所谓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我们想求得一个折中方案」。说得更具体些，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采取苏联式的经济计划与社会主义。」21对于这种将民主主义于社会主义折衷调和而合熔于一炉的方案，张东荪还着专书进行理论上的阐述。他指出「民主主义的概念基型是自由平等。这二概念可以说是一个理想的基本概念。自由与平等有互相关系遂又发生一些概念，介乎其间，即公道、人权、与理性等是已。再把这一些概念加入其中便形成一簇或一个概念群。这个概念群（是一串概念），是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概念方面的根底。我要郑重告诉国人的是：民主主义的概念基型是这些概念，而社会主义的概念基型亦正是这些概念。并非有两个不同的概念基型。正因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同依据于同一的概念群为其基型，所以两者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东西。」22

「第三条道路」、即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曾经有过成功的一线希望。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国际反法西斯事业的迅猛发展为中国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国际环境，民主政治的胜利被认为是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国共两党这两个武力集团形成了某种势均力敌的对峙状态，国民党占有相对的军事优势、共产党则占有相对的人心优势；全国各界民众、特别是城市居民经历多年的战争苦难，渴望和平和安定；美苏两国出于各自的利益，也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和平解决两者的分歧。国共两党领袖还真的在1945年8月坐到了谈判桌上，经过一个多月的讨价还价，于10月10日订立了《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议」），确立了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的和平建国基本方针，并决定召开各党各派共同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分歧、制订具体的政治方案。23这当然是了不起的成就，是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梦寐以求的成果。

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扮演名副其实的中间调停人角色，力图从左右两极将国共两党拉到社会民主主义的中间路线上来。其实，如果我们不把国、共两党当时的政纲和言论都当成欺骗宣传和政治把戏，便应承认他们的政治经济主张与「民盟」政纲其实相去不远。中共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它在当时揭橥的是「新民主主义」，如果放弃对「领导权」的要求，平等地对待其它党派，便与社会民主主义大同小异。国民党自称奉行三民主义，包括民族独立、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五权宪法等具体原则和主张，如果诚心诚意付之实施，与「民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纲更加接近。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如期召开，给「第三势力」充当历史主角提供了理想的政治舞台。这个会议基本上按照「民盟」的意图通过了关于和平建国、制订宪法、建立多党联合政府和军队国家化等各项决议。一个实行民主宪政、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新中国似乎胜利在望。

不幸的是，国共两党、特别是当家的国民党主要领袖并不将纸上的这些协议和决议当真。他们都没有、和不相信政治上的双赢观念，而是固执地认定在权力这一关键问题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没有让步和解的余地。而当时中国也确实存在诸多足以激发人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的社会矛盾。于是乎，国共两党终于各率几百万军队到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去决一高低，社会民主主义者及其它「中间派」的人士们只有徒喊奈何。那些因为各种历史机缘而出于关键地位的人物在关键时刻所作出的选择，可以影响几代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