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现实社会主义究竟应当怎样做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目前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重大社会课题。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历史性课题，应当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方面，要认真总结自己在制度民主化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紧密结合自己的国情特点和现实需要，扎扎实实地尝试着做好提高制度民主化程度的工作。当务之急是着手逐步取消各级党政干部的委任授职制，尽快扩大直选党政干部和人大代表的数量，提高人民参政、议政、督政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要注意认真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马克思在19世纪70－－80年代论述东方社会跳越式发展时，曾经指出：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⒅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也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的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他还针对“左派共产主义者”把资产阶级所取得的成果当作旧的无用的废弃物完全抛开的主张，强调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别的社会主义。”⒆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时，邓小平也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⒇我国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晚年曾针对“左”倾思潮，语重心长地指出：一个新社会，只有在它把旧社会的所有有用的东西吸收得干干净净的时候，才能超越旧社会。而要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首先就要了解资本主义，特别是要了解近百年以来资本主义发生的巨大变化。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应当更加注意实事求是地对待资本主义民主。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还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普选，有选举权的人都是能纳得起一定税赋的有产者。因此，那时的资本主义民主和议会，说它是有钱人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俱乐部，而不是广大民众的民主和议会，的确是证据确凿，无可辩驳的。难怪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那么蔑视资本主义议会制民主并积极支持工人运动的普选要求。但是，在社会主义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左派知识分子坚持不懈的斗争下，20世纪40年代以后，普选最终得以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并不断走向成熟、完善。人民群众借此参与国家管理不仅有了形式上的保证，而且也在内容上不断充实。自从人类社会出现国家以来，国家管理长期实行的是垂直授权制，即各级官员偕由上级任命产生，而不是由人民选举授权产生。是资本主义第一次完全打破了这种严重阻碍人民群众参政的落后体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后来之所以能够对自身的制度进行不断调整，进而一直保持走在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前列，正是主要得益于其民主机制源源不断的活力和压力。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民主相比，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不仅发生了巨大量变，而且实现了部分深刻质变，尽管它还没有完全突破传统资本主义的束缚，但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反观社会主义国家，至今实行的仍然主要是传统的垂直授权制，绝大部分官员手中的权力不是来自民主直选，而是来自上级授受，特别是执政党内有实权的职位更是如此；不少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至今还在沿用奴隶时代和封建时代的终身制，或变相的终身制。这一切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遂使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参政、议政、督政至少在形式上远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实用。而民主形式上的缺陷必然要影响民主内容的正常展开。社会主义民主就这样长期徘徊不前，有时甚至出现倒退的局面，如苏联“大清洗”时期、中国“反右”和“文革”时期就是这种情形。当然，也必须看到，对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由于文化背景、社会基础和发展程度的差异，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政治民主的文明成果并不是一件没有风险的、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资本主义政治民主中那些反映了先进社会化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迟早都会为人们接受。因此，在这件事情上，既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无所作为。当务之急是尽快把资本主义制度中那些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适应先进文化前进要求的民主性因素萃取出来，为我所用。否则，就有可能把资本主义民主的表象，乃至糟粕，当作本质和精华学习和套用，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当时代已将振兴中华的历史机遇再次赋予我们的时候，决不能犯这种低劣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