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后极权统治相比，传统独裁的统治者意志是直接而无规律地表现出来的。独裁无须藏掩它的统治压迫，遮盖其权力运作，也无须费事去述诸法律条文。但是后极权制度却以历史真理、人民意志和法治权威来装扮其统治压迫的合理性，没有这些作为其"形式内聚力"，后极权制度就不能存在。

而且，后极权主义也不像传统独裁那样仅是一种统治压迫形式，它是一种政治文化形态12：

说到底，后极权制度并不是某个政府所操纵的某种政治方略。它完全不是这样。它是一种长期复杂而深刻的对社会的侵犯，或者说社会的自我侵犯。企图用另一种政治方略或政府变更来对抗它是不现实的。这种想法之所以不合适，是因为它远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政治路线或章程，而在于生存状态本身出了毛病，这种情况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哈维尔以"谎言"来概括后极权意识形态的统治。他指出，极权统治所利用的意识形态在后极权社会中实际已很少有人真的相信，而后极权社会的沉疴正在于人们生活在这种谎言之中，而无法抵抗它。他以小见大地用一个菜果贩子在店铺橱窗里张贴"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的标语，来说明在这种谎言中的生活方式。菜果贩子贴标语并不是因为他在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或者真相信有这么回事。他这样做是因为人人都这么做，不做反倒显得怪异。和生活中许多其他事一样，贴标语是一种避免麻烦的效忠表示。这种事的意义得从反面来解释：做了不见得有好处，但不做说不定就有麻烦。哈维尔的解释是："他做这些事是因为太太平平过日子需要这么做。照普通人的说法，无数这样的小事都是为了'与社会保持一致'。"13哈维尔从这个现象来透视后极权控制，他写道14：

人们并不需要真的相信这些神话，但是他们必须做出相信的样子，至少必须以沉默来容忍这些神话，与玩弄这些神话的人和气相处。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必须生活在谎言中。他们不一定接受谎言，但却必须心甘情愿和谎言在一起生活，并生活在谎言中。这样做也就帮助和巩固了谎言的制度，他们给这个制度添砖加瓦，他们是这个制度的一部分。

长期生活在极权谎言中会造成普遍的人性危机和严重的社会道德功能失调。哈维尔说："生活在谎言中产生深刻的人性危机，这种危机反过来又造就这样的生活，它的道德问题不容忽视。它是一种社会深层道德危机。"哈维尔认为，后极权社会可以是一个物质生活并不匮乏的社会，但它却必然是一个丧失了道德功能的社会15：

消费价值诱惑的个性消失在大众文明的旋涡之中，在存在中无所适从的人，除了苟活于世之外，凡事全无责任心，这便是丧失了道德意识的人。后极权制度需要在道德沦丧中存在，它不断在加深道德沦丧。道德沦丧是极权的社会显现。

后极权社会的道德危机还在于，每一个受害者都参与建构了迫害他自己的环境力量。在后极权社会中，净土和地狱的界线失去了把守，压迫和暴力已不能再用传统的善恶区别去理解。昆德拉的《告别聚会》（The Farewell Party）中便有对极权世界净土和地狱的思考。乌尔佳的父亲是一个共产党积极份子，死于党内清洗。乌尔佳向加库勃打听她父亲是否曾像那些迫害者一样，参与制造了治他自己于死地的恐怖。在再三追问下，加库勃说，这本是可能的，"因为在世界上还没有谁真的会因良心不安而不能去整死别人的"。乌尔佳不满意加库勃的回答。她觉得，人人都可能不具有人性，但这并不能说明为甚么她父亲这个具体的人会丧失人性。加库勃答道16：

多数人生活在一个由家人、家庭和工作构成的小小净土圈内。他们生活在一个介于善恶之间的安全地带。看到杀人者，他们也真的会感到栗然。但是，他们只要一出这片小小的净土，就会变成凶手，连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历史时时将人类推向谁也难以抗拒的压力和诱惑。但谈论这些又有何益？跟你说你父亲也许会做甚么，又有何用，反正又无法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