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知识份子关心极权问题的时候，极权主义在东欧已经转化为无恐怖的后极权统治。极权主义也不再是强权专制形式，而是成了一种当权者和不当权者都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维持其有秩序再生的软性政治文化环境。所以从一开始，东欧知识份子对极权主义的思考就已经超越了悲情式控诉和揭露，而转化为一种对包括知识份子自己在内的文化内省和剖析。这种内省和剖析的文化性一方面促成了东欧知识份子的非政治化倾向，另一方面也因这种倾向而得到了强化。东欧的极权理论是极权统治出现了变化以后的产物，一是极权统治这个对象本身起了变化，二是对极权统治的观察方式发生了变化。极权控制的松动形成了某种思想空间，这些空间中对极权控制的思考又从制度和统治意识形态延伸到教育、伦理、文艺等非政治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东欧知识份子有别于西方理论家的特殊"后极权主义"思考特徵。

和关心民主制度和公民自由的西方极权主义理论相比，东欧后极权主义理论更关心人性的自由、存在的自由以及理性和伦理的自由。西方极权主义理论包含着对以启蒙运动为传统的现代理性的蜕变的思考。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以绝对理性的面目出现，其不择手段的全面控制、消灭异己，是和彻底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野心联系在一起的。面对这种情况，西方理论家基本上有两种反应：一种是由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得出了摈弃启蒙思想的结论，如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另一种则是这样解释启蒙思想：尽管人的理性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希望，但任何人，包括圣贤，都会犯错。因此，为了确保任何个人或集团不得强行控制别人，就必须创造一个能贯彻全民主权并能自我制约的政府权力，以保证国家不能操纵社会。这些是民主政治和公民自由的基本思想。

东欧知识份子对极权主义的思考并不否定启蒙思想，但也不认为民主国家制度代表了对人的自由的唯一解释和定义。许多东欧知识份子认为，自由不只是社会给予个人的权利，更是一种人的存在品质，有品质的存在才能使人不受束缚地自由选择其利益和价值，也才能充分发展人的理性。民主国家为这种自由选择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弘扬这种自由必然同时要求国家克制其自然的权力倾向。为自由而要求限制国家和要求国家保障自由，同样是对启蒙思想自由观的积极表述。对东欧知识份子来说，重要的不仅是对自由的现实政治表述，而更是对自由的自由表述。

这种对自由（包括对它的对立面：专制）的自由表述便形成了东欧后极权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徵，具体表现为它的非政治性和人文性。东欧后极权主义理论有直接提出体制民主化问题的，如波兰的密契涅克（Adam Michnik）关于后极权政治民主的"新进化"论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班达（Václav Benda）等人的"平行政治"论9。但更多的后极权主义思考关心的是一些具有普遍性的人文问题，如知识份子的地位和作用，人的存在和价值，人性和伦理等等。在表述方面，这些人文问题也往往散见在文艺、杂论、书信等非正规论述形式中，以不易捕捉、倏然一现的智慧闪烁见称，其中包括波兰诗人巴兰察克（Stanislaw Baranczak）反对意识形态审查、提倡创作自由的主张，匈牙利作家哈拉兹梯（Miklos Haraszti）对非斯大林化后"宽松"假象和"丝绒牢笼"的分析，匈牙利作家孔拉德（Gy?rgy Konrád）的"非政治"说，波兰的科拉考斯基（Leszek Kolakowski）对独立知识份子作为肩负社会道义价值的"教士"的论述等等10。当然，不能不提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哈维尔（Václav Havel）和昆德拉（Milan Kundera）对后极权政治文化的直接评说。

和早期的极权理论家阿伦特一样，东欧知识份子极其强调极权和后极权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远远不只局限为现代控制手段，如军事技术、群众传媒、大规模的教育和宣传、审查监控等等，它首先表现在权力与具有真理权威的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极权主义统治必须从某种单一政党所掌握的意识形态获取合理性。哈维尔指出，现代极权意识形态所造就的权力控制深谋远虑，而非一时一地地匆忙使用暴力和胡作非为。哈维尔写道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