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斯大林本人于1953年去世，但东欧在1989年前的历史却始终笼罩在斯大林主义的幽灵之下。东欧一直在一阵阵非斯大林化和再斯大林化的间歇波动中踯躅徘徊。后斯大林时期的最初松动的基本前提是维持前苏联的共产世界盟主地位。在此前提下，苏联容忍了东欧国家某种程度的"民族共产主义"（即具有"某国特色的共产主义"）。1955年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分别代表苏联党和国家为1948年从共产联盟开除南斯拉夫一事向铁托道歉。1948年因"右倾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罪名入狱的喀穆尔卡于1956年10月执掌波兰大权。1956年11月至12月发生了匈牙利革命，东欧一连串非斯大林化的"改革旋风"于1968年2月的布拉格之春达到高潮。

在这一段时期中，东欧知识份子仍无摆脱正统思想的框子，他们试图重新解释和界定马克思主义，很少有逾越这一界线的。非正统的思想探索的基调是改革、更新和改良，而不是失望、摈弃和拒绝。卢卡契（Gy?rgy Lukács）1956年6月15日在裴多菲俱乐部的演讲《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中提出，斯大林主义要为党内外知识份子对马克思主义丧失信心和兴趣负责。他赞扬苏共二十大"已经用列宁主义方式代替了斯大林主义"，为开展关于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化讨论开辟了道路。他并说，二十大以前苏联官方容忍自由讨论的许诺只是为了"引诱出［反对者］，好在他们头上砸砖头"6。卢卡契在1956年后短暂的革命政权中出任文化部长，后与纳吉一起被关押在罗马尼亚。

南斯拉夫作家德吉拉斯（Milovan Djilas）30年代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后成为仅次于铁托的南斯拉夫政治人物。但他的社会正义感却不断给他带来麻烦。1954年他开始批评南斯拉夫新领导人的奢侈生活作风，得罪了党内高层，被铁托开除出党。他在1955年至1956年写作的《新阶级》一书中抨击了斯大林主义形成具有压迫性的党内官僚特权阶级，认为这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消灭阶级压迫的理想。这个时期的德吉拉斯虽然已经提到了极权主义，但还只是把它当作偏离真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经济财产不公正的延伸。他指出："新阶级把国家资产当作它自己的财产，把'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变成了一句空话。新阶级害怕动摇极权权威会动摇其〔财产〕占有。所以新阶级以维护'社会主义'所有制为名，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7德吉拉斯因《新阶级》而数度入狱。在摈弃共产主义理想之后，他对极权主义的批评便集中在单一政党对权力的垄断和对社会的全面强迫控制之上，也就是他所说的"列宁主义极权主义"问题。

姆林纳（Zden?k Mlyná?）是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的活跃份子。他在苏联留学时曾是戈尔巴乔夫五年的室友。他在1967年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指派为1970年召开的党代会政策建议起草人时，就已萌发多元体制的思想，但那是作为改革思想而不是民主思想提出来的。1968年杜布切克执政，开始允许公开批评时政并推行改革。批评逐渐集中到共产党的合法性，终于在1968年8月27日华沙条约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重建斯大林式统治的枪炮声中结束。1968年5月姆林纳发表〈为社会的民主政治组织而奋斗〉一文指出，绝对无权的"社会主义的人"必然会疏离社会主义。但他提出的多元体制思想仍停留在列宁主义的框架中。他小心翼翼地说明："人们往往认为多元政治制度就是指许多不同政党的存在。但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对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尤其不合适。"他建议在党领导下的"国家阵线"内部允许批评和发表意见，甚至形成另一个党派，以防止"权力垄断"。但他强调"这些都必须以国家阵线的存在为基本条件"8。苏军入侵后，姆林纳脱离了共产党，1977年移民出国，80年代成为流亡异见份子领袖。

50和60年代的东欧非正统思想是在正统思想的框架中表述的，它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或者"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谋求人们在极权制度下的自由空间。自6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再度斯大林化，强硬意识形态路线一举摧毁了这些诉求的幻想。东欧知识份子开始意识到，他们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如何正确认识和解释马克思主义或普遍历史规律，而且是一个以暴力规定真理、以强权控制思想的极权制度。这是一种充满了无奈、幻灭和绝望的认识。一方面，知识份子清醒了，他们彻底疏离了统治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他们已经失去了思想吸引力；另一方面，这种清醒却未能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他们知道，只要苏联支持东欧的极权统治，这些政权就能长久地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的理论抗争和社会诉求都是危险的、徒然的。许多知识份子于是淡出政治，躲避政治，以此表示他们对非正义官方政治的反抗与不合作。他们一面对社会、政治敏感问题三缄其口，一面在日常琐事、家庭亲朋关系和精神、伦理、文艺问题中探索生活和存在的真实意义。他们把那些远离大是大非问题和官方政治的领域当作思想活动的主要场所。尽管官方政治仍然高谈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群众觉悟，但这些空谈都已不能再引起知识份子的兴趣。普遍的政治冷淡和知识份子非政治化，形成了东欧特殊的后极权政治文化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