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习惯于用“全球化”这样的字眼来描述时代的变化，并且似乎假设了它是人 类的又一次福音，因此对它抱以异乎寻常的热情。事实上，这种态度并没有多少现实的 根据，因为，无论是在经验还是理论层次上，当前的“全球化”都和资本生产方式变化 脱不开联系，并且资本主义仍然占据着组织当前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霸权地位。 因此，它也包含着深刻的矛盾。这就使得我们必须从生产方式变化来认识资本主义、揭 示它的变化特征、内在矛盾和社会历史影响。只有在这一个前提上，我们才能充分获得 向资本主义先进经验学习的落脚点。
一、弹性生产：问题的提出及其实质
虽然资本主义一直不断地改变着其自身的形象，但20世纪下半叶的变化尤为迅速和深 刻。宏观层次上，战后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支持下，欧美获得普遍的增长，70年 代“滞胀”现象出现后，新自由主义又取而代之成为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它的 推动下，80年代里根(撒切尔)“革命”得以发生。关于这场革命的意义，左派学者们强 调，“与其是一场开创新纪元的革命，不如说是一场从政治上重新组织全球的革命，其 目的是让全球资本主义摆脱各种政治羁绊放手统治全世界”。[1](p.472)在微观层次上 ，二战期间积累的新技术被广泛运用并形成战后技术革新的高潮，特别是随着计算机的 普遍使用，高新技术触发了新一轮的组织制度变革，传统的“福特制”被替代，一种更为灵活和适应复杂竞争环境的生产体系逐步形成，此所谓高技术革命和管理革命。上述两个层次的变化不是各自孤立的事件而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总体变化过程的两个方面。
在诸多竞争性解释中，我认为从生产方式变化入手的“弹性生产”(flexibleproduction)理论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个对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变化的概括，既反映 了在微观管理层次上的“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大规模定制”(mass customization)、“后现代管理”(postmodernmanagement)等方面内容，也指认出这种变化的根本目标和归宿在于资本的“弹性积累 ”(flexible accumulation)。
我们已经知道，在20世纪的大半个时期中，资本主义生产都是以福特制的“大宗生产 ”(mass production)为典型特征的。这种因福特发明的第一条汽车生产线而得名的生 产制度在规模经济方面创造了巨大的成就，例如凭借这种生产方式，美国在1955年全球 汽车市场所占份额达75%，1960年它的500家大公司生产出全国一半以上的产品，雇佣了 其12%的劳动力。不过，福特制在60年代达到鼎盛之际也开始了其衰落过程，并逐步成 为资本在全球扩张的障碍。随着全球经济的深化，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的竞争环境使得 福特制原发地和代表者美国在70年代竞争中受到了欧洲和日本的巨大挑战。特别是日本 ，以丰田汽车等为代表的跨国公司从50年代就开始了一种不同于福特制的生产方式，并 在国际竞争中获得巨大成功。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学者迎风而动，他们发动对日本管理 和文化的研究，出版了《日本名列第一》(艾兹拉·伏格尔)、《日本企业管理艺术》( 帕斯卡尔和阿索斯)、《Z理论》(威廉·大内)、《追求卓越》(彼得斯和沃特曼)等著作 ，并直接影响了美国的企业界实践，从而促进了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企业操作的转 变，把组织战略转移到它的灵活性上，以适应高技术和跨国公司实践影响下竞争条件的 变化。这种战略的调整所涉及的领域和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仅在于生产技术(工艺)、 组织结构，而且涉及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精益生产”、“后福特主义”、“大规模 定制”和“后现代管理”等术语从不同的视角揭示了这一管理实践变化的特征。这些视 角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与不同研究的理论旨趣直接相关，例如关注制造业变化的沃麦克 等人偏爱“精益”这个术语，组织研究者更侧重于“后现代”性，文化研究者喜欢“后 福特主义”等。“弹性生产”问题较早出现于查尔斯·F·沙贝尔等人的研究中，他在1 983年就提出“弹性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这个术语来解释“后福特主义 ”问题，在后来的《工作与政治学》、《第二次工业分工》(与皮尔瑞合著)等著作中， 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考察。他肯定这是工业革命之初就出现的一种生产倾向，只是由 于被政治化的“福特主义”所遏制，并认为“弹性专门化”生产体系较之于“大宗生产 ”更能幸免于当前的经济混乱。[2](p.104)应该说，沙贝尔指认了生产体系的调整是围 绕资本主义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它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复杂的政治问题。一般认为 ，沙贝尔等人的“弹性专业化”理论是一种有抱负的理论，它试图在解释市场、国家行 为和生产状况的变化同时解释工作的组织方式和工业关系的变化，也因此引发了很大的 争论。事实上，在后福特主义思想重要来源之一的政治经济学的规制学派那里，阿兰· 李比茨等人认为，资本主义既不是历史上无变化的结构，也不会有目的地走向灭亡。也 就是说，它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通过产生连续的积累体制不断克 服内在矛盾，如劳资关系、消费规范和国家干预等问题，以实现自己获得最大的剩余价 值。这样看来，后福特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一次生产方式的自觉调整，它与 福特主义一样可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历史影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福特主义普遍地受 到了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国际学界的关注。人们普遍认为，后福特主义代表着一种新的 经济市场与经济文化原则，它与福特主义相反，通常与更小型、更灵活的生产单位相关 ，这种生产单位能够分别满足更大范围以及各种类型的特定消费者需求。因此，能够适 应多元化市场发展的需要。但是，上述理论都对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变化采取了过分乐观 的态度。
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 治体制当然是围绕资本积累制度建立和变化的，因此他对当前资本积累特征的看法是： 资本主义确实出现了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样态等方面的弹性，在反对“ 福特主义”的制度刚性意义上，这种弹性是一种“弹性积累”的机制。但是，他与规制 学派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他强调在经验上无法证明这种变化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全面特 征，相反它占据的只是局部的和临时的主导地位，“福特主义”仍然主宰着广泛的工业 领域。这也就是说，“弹性积累”制度不应该被具体地局限在资本生产的某一个方面来 认识，而必须把它看作是资本获得利润战略的变化。因此，他强调这种战略是马克思定 义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两种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简单的再组合。这就意 味着，要说清当前资本主义的变化仍然必须基于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进行。在哈维 看来，产生于70年代的资本主义的新特征与其说是劳工市场全面成为灵活性的、不如说 是货币资本脱离了物质生产循环领域，实现了空前的自主权(即金融资本的无限膨胀)。 在更为广泛的历史空间中，它是资本主义适应能力的一种自我发展。[3](p.161)
哈维理论的优越性并不仅仅因为其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更重要的是其综合视角 ，正是在后一个方面他提供了对资本主义变化有说服力的论证，因此在左派群体中产生 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直接成为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前提。例如，德里克在哈 维的基础上直接强调：就社会而言，新技术赋予资本和生产以空前的流动性，因而生产 的定位似乎处于一个永恒不断的流动状态，为资本对抗劳动力寻求最大利益，同时也摆 脱对资本活动的社会和政治干涉(因此叫“弹性生产”)。[3](p.15)
需要强调的是，从灵活性要求的角度看，“弹性生产”本身是资本生产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 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满足于现在需要和重复旧 有生产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 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力力量的限制”[5](p.393)。当然， 在这里重提马克思并不是为了证明他的先见，而是旨在强调：如果“弹性生产”能够描 述资本主义当代生产制度的特征，那它在20世纪的被命名也绝不是偶然。它只是资本生 产不断“革命化”的结果，这其中既包括商品生产、流通的技术革命、管理革命，也包 括资本主义为解放市场而在宏观体制方面所进行的种种革命化试验——这些试验既包括 卢卡奇在20年代就指认的对社会主义“计划”的吸收，也包括70年代以后主要资本主义 国家在私有化和自由化问题上的同谋等等。由此，我们将清晰地从资本主义有关经济和 管理的文献中看到，贯穿20世纪资本主义的是“创新”口号——技术创新、组织创新、 制度创新等等。在理论上，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早在30年代就将企业家的精神定义为创 新。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再来审视“弹性生产”这个术语，将有不同的发现。我们已经 指出，资本主义的灵活性(弹性)既来自工艺技术的革新、管理的创新，也来自于资本主 义宏观政策的调整等诸方面。事实上，要指出这几种因素中哪一种是核心恐怕是困难的 ，或许正是它们之间的复杂作用共同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20世纪的活力。肯定了 这一点，我们便不难理解西方激进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为什么他们会深入到技 术的方面、管理的方面甚至文化的方面。因为，在成为资本主义控制的力量后，无论是 技术还是管理，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再具有知识学意义上的中立性。因此，对它的每一个 方面的批判都是必要的。从激进主义的历史来看，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技 术革命进行了彻底批判，取得极为丰富的成果。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20世纪60年 代左派“文化革命”之后，激进的批判本身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在消化自己反对派时政策 考虑的理论依据，如生态资本主义问题的提出。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在非常显著的水平 上也包含了后现代批判思潮所提出的理论要求。无疑，上述问题直接加剧了意识形态的 复杂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生产方式的内在变化入手揭示资本主义的变化成为一种 迫切的理论需要，“弹性生产”理论的重要性即在于此。
二、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弹性生产的矛盾及其影响
弹性生产对资本主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从现象上看，社会信息化、网络 化和全球化是其显著的特征，这种特征直接指认了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水平扩张和在 社会文化层次上的垂直深入。这些复杂的变化对当前人类社会实践提出了新的课题，如 何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质和生长空间，特别是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认识对资本主 义的替代问题等等都再一次成为迫切的问题。我们认为，这种变化的意义必须围绕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扩散来理解，因此，在更为基础的方面，我们可以从资本主义内生的基 本矛盾角度来分析弹性生产的双重政治意义：一方面它确实在物质生产方面提供了极大 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也更为深刻地加重了人们社会生活过程的物的依赖性。(注：必须 强调的是，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 从生产角度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界定。在这里，我们采取的立场是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从社会发展角度强调的社会关系的全面性与物的依赖性之间的矛盾。 )前者可以视为政治解放的基础，而后者则是社会解放所必须克服的对象。这个双重政 治意义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事实上，自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第一次考察商业的政治意义以来，它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在马克思那里 ，成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即是围绕这两个主题展开。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要求我们重 新对这两个方面进行充分的估计。
在上述基本立场上，我们便可以进一步观察弹性生产对于现实资本主义发展以及社会 主义运动的不同意义，观察当前所谓“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第三条道路”以 及后现代政治、文化等等具体的问题，从而厘清社会历史现实之正反两个方面并存的经 验以及对这些经验的不同理论反映。当然，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可能完整地讨论这些 问题，而是简要地围绕资本生产的全球化与权力控制、意识形态变化和左派实践与理论 的变化三个问题展开一种思路。
1.资本生产的全球化和权力控制
全球化的社会后果是多重的，一方面它加强了60年代以来未来学的乐观估计；另一方 面它也加强了社会灾难。国际学界在这两个方面都已经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我们也强调 ，从积极的角度，凭借弹性生产，资本主义确实已经超越了它的历史边界而成为真正的 全球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市场力量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的 观念进一步普遍化、一体化的经济在加速技术革新方面形成新的平台、全球性的依赖对 加强合作也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全球伦理和生态等价值开始深入人心等等，这些都可 以理解为积极的方面；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如贝克、赫尔德等人提 出“世界公民社会”和“世界主义民主”等问题，规制学派理论家、后工业社会理论家 以及其他乐观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向更为民主和自由的高级社会转型抱有更高的期望 ，这些也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弹性生产所带来的管理或文化革命实质仍然是资 本对劳动和社会控制权力的加强。而这一点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核心，离开这个 核心来讨论解放无疑是一种乌托邦空想。因此，在未来社会想象方面必须讨论资本主义 控制方式的变化及其替代的可能性。客观上，新型的权力控制呈现了与资本主义先前阶 段不同的特征，从总体上不是放松了而是加强了。它们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1)使财 富更加集中。由于加强了管理权力，管理“革命”使得财富从多数人向资本拥有者和管 理者的巨大转变成为可能。因此，我们能够观察到财富已经集中在20%的人手中，产生 了有些学者断言的20/80的社会；从统计数据看，新型的两极分化在资本主义内部已经 展开，据美国96/97年度《社会学年鉴》资料，从1980年到1992年，美国底层25%的人平 均家庭收入实际下降了6.8%，而与此同时25%的富人收入则增长了15.9%。另据美国官方 统计，工人分配份额从1950年的40%下降到1984年的25%，而其剩余价值率在制造业中从 150%上升到302%，80年代，10%最富的人，占据了78%的地产和89%的公司股票。(注：数 据来自：Socioligy 96/97,Duahkin Publishing Group,p.116;Berch Eerberogh,Class Structure and Social Tranformation,London,1994,pp.51-56.)(2)无论是跨国公司 还是总体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组织的弹性都加强了自身的控制力，从而获得了在全球 扩大利润的空间。(3)跨国公司扩张以水平蔓延取代了垂直整合，它成为全球化的直接 推动力量，它削弱了第三世界国家保护当地经济的能力。(4)增强了资本家对工人的谈 判能力。通过“改制”或“业务重整”，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向法人统治阶级转变， 使得资本利益集团更为团结而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却分散化了，产生了连现状的辩护者也 抱怨的“富人反对穷人的阶级斗争”。(5)引发了一些学者所强调的“生活世界的殖民 化”，公司文化成为管理的热点，它带来的是更为深刻的心理操纵。文化灌输已经成为 “业务重整”的基本手段，它使工人对工作性质的变化产生良好的和积极的态度，但实 质上创造了在生理和心理上新形式的剥夺。也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管理战略已经转移 到更为深层的心理机制方面。总之，管理革命的后果是为资本主义重组全球关系形成新 的霸权提供了必须的技术准备。从这个方面看，我们现在还不能像“历史终结论”者那 样乐观地估计：资本主义已经为人类最后的解放提供了基本形式。相反，新型的控制和 依赖性形式造成了更为复杂的人类解放图景。正是它的深层矛盾，当前的“全球化”遭 到来自左派和右派共同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