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化安排得慢一点还是快一点，而在于党内各级干部在政治教条教育下早已盲目地对集体经济的成功抱有一种坚信不疑的态度了，再加上急功近利的心态，怎么可能不“急躁冒进”呢？薄一波曾谈到过，从建国开始，中共对小农经济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对农业集体化寄予了特殊期望；土改后大家都有一个认识，靠小农经济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要是不行的；1952年苏共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马林科夫在报告中宣布，苏联以前认为是最尖锐、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依靠农业集体化，“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14]，这在中共高级干部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开会，大家深感粮食问题严重，把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出路寄托在走苏联集体化的道路上。这年10月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粮食问题，毛泽东曾引用马林科夫说的苏联依靠农业集体化解决粮食问题的成果鼓舞到会的人。10月15日，他在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时更明确指出：“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改为集体所有制”。他在1955年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更明确地说：“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15]
中共建国后的经济情况在相当程度上与苏联当年的情形颇为相似，这也促成了中国仿效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模式。1953年第一次宣布“一五”计划，规定粮食生产年平均增长5.3％，但当年实际粮产量仅增长1.8％，棉花产量则下降9％；1954年粮食增长仅1.6％，棉花再次减产9％。当时中央把增产的希望寄托在合作化上，但合作化后的1956和1957年粮食的增产幅度仍然远远低于一再降低的计划指标。这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占工业产值一半以上的轻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大受影响，而轻工业发展受限制又间接影响到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幅度的下降，进而引起工业投资的削减；农业增长速度下降也影响农产品出口，减少了国家赚取外汇的主要来源；农业发展缓慢还引起了粮食商品率的下降和1953年的食品供应危机，结果政府开始仿效苏联实行“统购统销”。[16]
当然，中国走上苏联的强制农业集体化模式的过程也不是没有曲折。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某些政策的改变，如加强农业、围绕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方针的争论等，曾使中共觉察到斯大林和苏联经验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发现了苏联的某些经验并不适合于中国国情。[17] 1956年初，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到：“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8]可惜的是，这一反思并未能充份展开，就被“大跃进”的决定所打断了。因为毛泽东其实骨子里仍然十分热衷于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当时刘少奇传达说：“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否则，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八大的准备工作，‘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吸取苏联模式教训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做一定的调整并相应降低发展速度，即他所谓的“按常规走路”，但他嫌这样“成绩不大”；同时也顾虑这种“常规”的增长将会伴随着“官僚主义”的蔓延和“革命意志”的消退，这些都是不能接受的。于是他就转而考虑那种他以为能迅速赶超苏联、比苏联模式更激进的方法，那种符合他一贯风格的雄心勃勃的方法，即以非同寻常的建设速度和手段去冲破经济发展上的僵局。由此便产生了1956年初的“冒进”和1958年的“大跃进”。但是，“大跃进”彻底失败了，其结果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苏联模式而又没有摆脱苏联模式”。[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