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自1929年开始强行推动农业集体化运动，这一运动遭到了农民强烈的反抗，大批生产资料被毁，例如，在统计数据相对可靠一些的家畜数量方面，集体化过程中三分之二的马匹、五分之四的牛、六分之五的猪和八成五的羊都失踪了。因此，苏共采取了极其残酷的强制、甚至武力手段来剥夺所有富裕的和不愿集体化的农民，在这一运动中有数百万农民被处死或驱赶出家园、其财产则被没收[6]；运动也造成农业生产的急剧下降，农业产量在30年代初期降低了30％以上，农村因此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仅在1932年至1933年期间就有数百万农民被活活饿死。[7]苏联的农业集体化不仅是自上而下强加给农民的，而且实际上是依靠近于“国内战争”的手段和“大饥荒”才把农民“征服”了的。虽然农村集体化的目标最后是实现了，但农业产量却多年下降，直到1938年才略微超过1928年的水平（仍未恢复到战前水平）。[8]
集体农庄唯一的“成就”就是在农产品的征集或所谓“收购”上达到了预期目标。与集体化运动同时发展形成的收购制度规定，集体农庄首先要满足国家的交售任务（当然是低价的），并规定农业的种植计划；在这些方面农庄本身没有自决权，农民所有的人力和财产实际上都被国家征用了。其结果是，在农产品总产量下降的情况下，其“上市量”却增加了4倍以上[9]有学者指出：“假如集体农庄可以保留它们的全部收入用来报酬成员的劳动，是否可能适当地组织集体农庄的劳动队伍还有疑问。当国家拿走这种收入中最大的一部份时，失败是必然的。”[10]可惜的是，这样的集体化竟然成了中国的榜样。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和中国的经济传统也就是集体化的背景和所针对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传统的中国是个典型的小农经济社会，生产效率很高。而俄国近代史上实行的却是一种村社制度，土地定期重分，三圃轮休，使用效率低下；再加上地广人稀，基本上还停留在粗放耕作的自然经济阶段。十月革命以前俄国农村虽然出现了脱离村社而独立生产的倾向，但这种倾向直到1906年斯托雷平改革时期才得到政府的鼓励和法律的承认。十月革命胜利后直到集体化之前，个体农户仍仅占极少数（例如俄罗斯统计中有95％的土地仍为村社所有）。如果把俄国和传统的中国同称为“封建制度”，显然会造成极大的误解；同样地，也很难把这种小农称之为“资本主义”，因为这在俄国虽是晚近的现象，在中国已有了二三千年的历史。如果把这称为同类的历史现象，那么它的发生在中国就要比俄国早得多。显然，俄国的传统和中国的传统是完全不一样的，苏联的集体化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与中国大不相同，它提出有效的组织、机械化的耕作，是有所指的，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内核。从某种角度来看，在俄国特殊的背景下产生的解决俄国农业特定问题的模式，又怎么可以不加分析地照搬到中国呢？可惜，僵硬的意识形态把对所有这些客观问题的思考都剿灭了，中国为此深受其害。
苏联农业集体化模式对中国的影响
中共的农村政策负责人并非对苏联集体化运动的经验教训茫然无知，他们虽未认识到集体农庄根本就是一个失败的制度试验，但至少了解这一过程的“近期”后果。[11]有些负责干部当时之所以对苏联的这一模式仍采取肯定的态度，是认为苏联能战胜法西斯德国靠的就是集体农庄，否则就做不到这点。[12]
由于苏联集体化运动中存在着这样严重的教训，中共中央暨农村工作部在农业集体化的初始阶段比较谨慎。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的态度则是矛盾的：“有些同志，又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找到了根据，拿来批评我国目前的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所谓急躁冒进。《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不是告诉了我们，他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曾经在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在一个时期内，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吗？我们难道不应当注意这一项国际经验吗？......我认为我们应当注意苏联的这一项经验，……但是我们不应当容许我们的一些同志利用苏联的这项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他又举出三条理由为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辩护：第一，准备以18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个计划；第二，采取逐步前进的方法，如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一切均按自愿和互利原则；第三，每年规定控制数字，并有停顿、间歇和整顿。[13]但是，毛泽东的上述3条保证其实都是空话，实际上一条也未照做；相反，他推动的中国农业集体化比苏联更快。苏联的农业集体化从1921年到1937年总共用了17年时间，而中共却只用了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