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激进民主是拉克劳和墨菲在1985年出版的《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这一文献中提出来的一种左派政治图景，这种图景以解构论和拉康的符号学理论重新解读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观点，以此为依托把未来社会主义战略引向作为语言游戏的民主话语斗争。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激进民主”这一术语是一个多义词。一般看，激进是乌托邦政治规划的特征之一，它是一种超越任何现有制度安排的姿态。这种姿态的合理性在于，它坚持这样的立场，任何以权力为取向的现存制度安排都因为权力的压迫性而不可救药地堕落在谎言之中。而民主既是一种现实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安排，又是整个现代社会的基本的普遍的理想。而这正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之一。因此，“激进民主”英文radical democracy恰恰是一个包含着重迭含义的多义词，它既可以理解为把现有民主制度彻底化和普遍化的政治主张——在这一含义上可译为“彻底民主”，又可以理解为替代现有民主制度的乌托邦政治规划。而这正是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特征。
　　拉克劳和墨菲迎合了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的呼声，提出了如下观点：左派的任务不是放弃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相反，而是要在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方向上深化和扩大民主。他们试图以此来打破马克思主义的僵局。当然，作为一种通过文化霸权斗争来扩大民主空间的政治战略，激进民主在某种意义上确实也可以说是一种合法的斗争和改良运动。正是这一原因，拉克劳和墨菲把这种斗争策略追溯到第二国际时代的政治改良主义，虽然他们理论并不能直接用后者来概括。
　　二、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新策略”，激进民主的核心可以用回到霸权的斗争这个口号来概括。而它又是围绕对抗性、社会和政治、霸权、普遍性和特殊性等术语及其关系的重新定义展开的。
　　拉克劳和墨菲强调激进民主是一种政治。一般而言，政治是源自对抗性。但在这里存在着一个基本的价值问题，即如何理解对抗性本身。如果把对抗性视为一种不以个体意志而转移的客观事实，这种客观事实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那么我们就得出这个结论：只要对抗性的历史条件不发生根本改变，个体之间的对抗便是不可避免的。与此相反，如果把对抗性本身理解为个体之多元事实所导致的人为现象，那么一方面政治现象便是一种永恒的现象，而它的实质则是个体之间相互承认的斗争。这两种不同的理解路径直接导致两种不同的政治含义：前者是狭义的，后者是广义的。在狭义政治语境中，对抗性即是敌我关系；在广义语境中，对抗性则是我与他者之间的多元关系。而实现从狭义向广义的逻辑过渡，则必须把对抗性重新理解为一系列非本质性的差异。
　　在事实层面上，无论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派别都按照狭义来理解政治的，并把它贯彻到现实的斗争之中。马克思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
　　上述背景为我们理解后马克思主义基本逻辑提供了基础。我们将因此能够理解作为社会主义新策略的霸权斗争的对抗性逻辑，这个逻辑事实上正是重新恢复马克思所批评的“个体的对抗”。当然，这意味着必须同时取消马克思强调的那种作为物质生活条件的客观性对抗（后马克思主义者把它作为“基本对抗”或“本质主义的对抗”给取消了）。然而，这种对抗是马克思的核心问题，只要熟悉马克思的《资本论》，只要把这一文本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我们就必须承认，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谈论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因此，当我们听到拉克劳和墨菲反复强调反本质主义哲学基调时，我们难道不理解，他们反对的正是马克思把上述客观结构视为“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基本主张吗？他们不正是通过否定阶级斗争的基本条件的客观性而取消了阶级斗争吗？不正是通过否定个人对抗的客观条件而把政治引向语言学游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