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写在我们党的旗帜上，作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对于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深入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特征，对于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价值文本的客观性：“三个代表”因应了多元复杂态势需要，体现了党的先进性与时代发展要求的统一
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特征，必须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身作为价值客体所具有的客观属性，这样才能坚持价值论上的唯物主义原则。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存在是多方面的，人们可以从不同视野与角度去研究和概括，但其价值文本的客观性是首先应当肯定的问题。这种客观性特征之所以存在，就在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因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客观情况多元复杂态势的需要，体现了我们党先进性与时代发展要求的统一。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历史方位，指社会历史发展的时代和阶段，也就是观点、思想和理论坐标系统与时代条件。江泽民同志指出：“坚持与时俱进，就一定要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的重大变化，一定要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这三个“一定要看到”和一个“一定要充分估计”，强调了理论发展的时代性要求即历史方位，也就是其价值文本的客观属性。
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历史方位即价值文本的客观性是什么呢？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我们必须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科学制定并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研究和解决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使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这里的两个“成为”即两个“转变”，要求我们根据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变化，科学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历史方位和价值文本的客观性，也可以简单理解为国际情况、国内情况及党内情况的存在与变化。正如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我们党只有在实践中认真贯彻落实这种“新要求”，努力搞好先进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结合，坚持与时俱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客观价值将会更加充分的显现出来。
价值内涵的辩证性：“三个代表”整合了人类活动的基本规律，体现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统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在价值文本上显现出客观性特征，而且在价值内涵上也显示出辩证性特征。这种价值内涵的辩证性，侧重在于它整合了人类历史活动的基本规律，科学体现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统一而形成的有机结构系统。在这个统一的社会有机体中，其基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这也就是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所科学揭示的内容，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由于社会生活的纷繁复杂性，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人类社会有机体也可以划分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互相联系着的基本层次。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都有许多精辟论述，毛泽东讲得更明确，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由此可以认为，其一，人类社会可以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基本领域；其二，在这三个领域中，起基础性决定作用的是与生产力直接联系着的经济因素；其三，在承认经济和政治决定文化的同时，也承认文化对经济和政治有巨大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也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显然，对社会有机体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层次的划分，理论依据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矛盾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