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把邓小平理论写在了党的旗帜上，表明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21世纪的坚强决心。究竟如何高举旗帜，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在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提出了“三个代表”的伟大理论，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邓小平的党建理论是“三个代表”的生长点和有力指导
首先，在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上，邓小平理论直接启发了“三个代表”。邓小平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明确提出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1]（第39页）。这不仅从根本上纠正了党的建设问题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而且明确地把党的自身建设同党所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联系起来，给党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江泽民顺着“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的思路，认识到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党对于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其次，邓小平的政治嘱托催生了“三个代表”。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992年初，在南方的谈话中，他再次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第380页）这是邓小平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政治嘱托。针对这一嘱托，江泽民在这些年的实践中考虑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党，怎样建设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自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以来，在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确定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培养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反腐倡廉和“三讲”教育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经验。“三个代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对邓小平的政治嘱托和上述根本问题做出了最集中最概括的回答。
再次，“三个代表”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密切相关。邓小平理论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制定了一条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内容的基本路线，开辟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实质上是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要解决的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是两个关联度极高的问题。因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解决好了，党就能站稳脚跟；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解决好了，社会主义才能长治久安。可以说，“三个代表”的理论生长点就是邓小平理论。
（二）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思想的思维视角启迪了“三个代表”;
1、“三个代表”禀承了“三个有利于”判断时代特点的新视角。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三个代表”继承了“三个有利于”与时俱进的实践唯物主义品格，在关键时刻及时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9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正处于一个寻求新的突破和转折的关键时期。当时由于受种种“左”的观念的束缚，几乎每一项大的改革开放政策或建设举措的推出，都会引出姓“资”姓“社”的争论。如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识社会主义？用什么标准判断和检验我们各项工作的是非得失？这些问题对我们事业的顺利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有效地消除了人们的种种困惑，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持。
“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则是在世纪之交，人们对党的性质的理解及党的自身建设遇到前所未有挑战的关键时刻提出来的。进入90年代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已由工业时代步入信息时代，经济全球化愈益显现，政治多极化趋势业已形成，不同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国家既相互联系，又存在着严重的政治价值观念的分歧和斗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分化”、“西化”中国的图谋从未停止过；多元文化方兴未艾，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碰撞，对人们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迅猛发展，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崛起，正深刻地影响乃至改变着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如何积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依托现代科学技术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确保党的先进性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江泽民根据实际需要，及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既为新世纪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与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一样，面对新的时代课题，为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显示了党的事业在实践发展中的连续性。
2、“三个代表”禀承了“三个有利于”观察问题的新视角。“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都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准确把握上，科学地强调了生产力的基础地位，从而使二者在内容上具有联结性。邓小平和江泽民都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这是因为，生产力是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使其适应自己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一定的生产力，不仅是社会存在的前提，而且是当前生产实践及其所决定的各种社会活动的物质条件。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2]（第532页）。同时，生产力还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最终决定力量。
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且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邓小平总揽全局，突出重点，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面对21世纪，江泽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敏锐地把握生产力发展的总特点，提出了我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以此作为“三个代表”思想的核心。这一思想与“三个有利于”观察问题的视角的一致性，阐述的重要内容的相互关联性，是显而易见的。这对我们在新世纪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3、“三个代表”在价值取向上也和“三个有利于”具有一致性。“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都把关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鲜明地体现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有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2]（第262页）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使我党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