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于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曾在西南地区担任过党政军领导工作，他对“西部建设”问题曾作过许多讲话和指示，并形成了别具特色的“西部建设”思想。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今天，我们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现就邓小平“西部建设”思想泛论如下：  
一、关于“西部建设”的重要意义  
关于加强“西部建设”的意义，邓小平同志更加强调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意义，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尤为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们知道，我国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大多地处祖国边陲，因此搞好西部地区的建设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从经济上看，现在不开步走也不行了，比如西康，这方面也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粮食问题……再如市场问题，贸易问题，金融问题等，这些经济问题也遇到了，如果不解决，就会动摇政治的基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毛主席对西藏问题就确定了两条，第一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第二是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两条搞好了，才能解决西藏问题，才能团结起来巩固国防。这两条对所有少数民族地区都是适用的。政治要以经济做基础，基础不坚固还行吗？”（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167页。）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包括三层意思：  
（一）搞好“西部建设”是民族团结的需要。  
本文一开始就讲到，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而且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比如贵州的少数民族，大多住在山上，如果我们能够给他们解决吃盐的问题，那就一定能够得到他们的拥护。又如西康现在还不通汽车，怎样在经济上同内地沟通，从内地进什么货，他们的东西怎么运出来，价格如何，怎样使他们有利可得，这些都要妥善处置。”（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167页。）目前这些地区的经济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内地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如果我们不尽快地缩小西部地区与内地的差距，不能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们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乃至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就有可能发生动摇，就容易产生民族纠纷，甚至出乱子，从而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反之，如果我们把西部地区建设好了，就会使少数民族人民感受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而更加坚信共产党的领导，更加热爱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增强民族大团结。所以邓小平同志说：“解决西南最复杂的又是最重大的问题——民族团结问题，至少可以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171页。）  
（二）搞好“西部建设”是巩固国防的需要。  
西南、西北地区历来是祖国的重要门户，巩固和加强西部国防力量对于保障国家安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然而，国防的巩固和加强是以经济的发展和强大为基础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政治要以经济做基础，基础不紧固还行吗？”（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167页。）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了，民族团结加强了，“铜墙铁壁”也就筑成了，必然会增强抵御外来入侵颠履的能力。除此之外，经济实力增强了就可以适当增加一些军费开支，用来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加强国防设施，提高军队文化素质，进而提高部队的现代化水平和战斗力，使国防力量得到巩固和加强，这的确是一个“大战略”。  
（三）搞好“西部建设”是繁荣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需要。  
邓小平同志把文化建设作为加强“西部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他明确指出：“在文化方面，也有许多工作要做。要尽快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168页。）“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同理，没有文化的人民是愚蠢的人民，而愚蠢的人民是不能为国家和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相辅相成；经济建设是文化建设的基础，而文化建设反作用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是社会发展的两个轮子，二者缺一不可。因此“西部建设”必须做到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并重、并举。所以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应在少数民族地区举办一些教育事业，动员一些人到那里去办学校。”“办学校最困难的是没有教员。我们不是没有经费，不是其他问题，就是没有教师。”“西南人才缺乏，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迅速创办民族学院，吸收一些青年进民族学院深造。”（注：本文所有引语均出自《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68页。）“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西部地区的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教育先行。教育事业发展了，必然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文化事业诸如体育、卫生和文学艺术等事业的全面繁荣和发展，进而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得到加强。  
二、关于“西部建设”的战略思想  
如何开发和建设西部地区，这在全局上必须要有一个总体的战略思想。邓小平同志关于“西部建设”的战略思想主要强调三条根本的方针和原则：  
（一）以发展贸易为中心的方针。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很重要的一环是贸易，经济工作应当以贸易工作为中心。要帮助少数民族把自己的贸易活动组织起来，这不是我们能够包办的。贸易中要免除层层中间剥削，使他们少吃亏。这样经济就活了，他们的生活也就会好起来。目前的关键就是首先要使他们在贸易中获得利益，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帮助他们逐步地从农、工、牧、商等方面发展。”（注：本文所有引语均出自《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68页。）  
贸易是眼前之“水”，最能解“近渴”。西部地区的产品和特产一旦在本地或内地市场得到销售，人民手里就有了钱，政府财政也增加了收入，人民的生活就会好起来。更为重要的是有了钱可以购买生产工具、改善生产和劳动环境，改进农牧设施，从而拉动农业、牧业和商业的全面发展，“这样经济就活了”。  
（二）“骨头”与“肉”均衡发展的方针。  
所谓“骨头”，一般指工业、交通建设项目，“肉”一般指配合生产和适应职工生活需要的各种设施，如科研、文教、卫生、商业服务网点、职工住宅和城市公用事业等。一般说来，在大规模的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重“骨头”轻“肉”的现象。因此邓小平同志指出：“在‘骨头’和‘肉’的关系问题中，对解决‘肉’的问题也是求新求大。过去我们在城市规划中对‘肉’重视不够，应该办商店、理发馆等服务性行业，没有注意办，这是事实。现在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解决不妥当，这是一个制度问题。……在中央来说，是对于‘肉’的问题注意得不够，恐怕在地方来说，对于钱用得不适当的问题应该引起注意。”（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266至267页。）邓小平同志在批评从中央到地方不重视“肉”的问题之后，又用他所见到的实际情况来说明怎样重视和解决好“肉”的问题：“在兰州我看到很多简易的东西，戏院还可以放电影，座位也不错，这样的戏院盖起来只花十几万，有的花钱更少就解决问题。事实上，那些大的漂亮的少盖一个，就可以盖很多小的简单的，分布也会更匀称一些。我们国家大，搞一点富丽堂皇的东西，以表示我们的新气象，我不完全反对，但是不应该搞得太多，现在已经感到搞多了，今后无论如何不要再搞了。我们如果本着这样的精神，今后搞一些简陋的东西，‘肉’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可以把钱用到最急需的方面去，如修下水道等。西安的城隍庙，有很多简易的商店，工业区为什么不多搞几个城隍庙呢？现在不是说交通困难吗，如果我们的城市建设布局适当，在人多的地方多建一些简易的商店、理发馆等，交通就不会那么紧张了。有群众的地方就要修学校，少建设一些大型的校舍，就可以多建一些简易的学校。总之，这些都是关系到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问题，也是处理‘骨头’和‘肉’的关系的指导思想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267页。）这些指导思想，邓小平同志把它概括为两条：“一、面对国家的现实。我们不要脱离国家的现实。……我们要面对国家的现实，在建设当中考虑经济、实用、美观。这个问题周恩来总理在1953年就讲过。有些同志讲美，美当然是好的，大家都是愿意美的，但是应该在经济实用的条件下，在可能的情况下照顾美观，实在不大美也就算了，等到将来富裕了再来讲美，今天主要讲经济讲实用。二、面对群众的需要。我们考虑问题常常忽略了群众的需要。……我们的建设工作应该面对群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修建学校如此，修建文化娱乐场所如此，解决‘骨头’和‘肉’的关系问题也是如此。”（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268页。）“总之，我们搞建设，不要脱离实际，不要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注：本文所有引语均出自《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68至269页。）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有血有肉的思想和言语距今虽然近半个世纪，但读来仍然使人感到十分亲切、实际，离我们很近，就像他今天在中央的什么会议上针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讲话。我们国家目前仍然不很富裕，因此建设的重点还是要在“肉”上多动些脑筋，不能总是把眼睛盯在“骨头”上，一阵风似的“大上”。所以，处理好“骨头”和“肉”的关系问题依然是我们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