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需要组织严密的军队，战争需要勇敢的战士，而父系氏族正好能满足这两方面的需要。“在荷马的诗篇中，还把胞族看做军事单位，在那著名的一段中，奈斯托尔劝告亚加米农：要按照部落和胞族来编制军队，以便胞族可以帮助胞族，部落可以帮助部落。”[11]
氏族成员应该说是人类历史 上最勇敢的战士。“卡弗尔人-祖鲁人在数年前，也象努比人在数月前一样，──两者都是至今还保存着氏族制度的部落──曾做出了任何欧洲军队都不能做的事 情。他们没有枪炮，仅仅用长矛和投枪武装起来，在英国步兵──在密集队形战斗上被公认为世界第一──的后装枪的弹雨之下，竟然一直向前冲到刺刀跟前，不止一次打散英军队伍，甚至使英军溃退，尽管在武器上非常悬殊，尽管他们没有受过任何军职训练，也不知道什么是队列动作。英国人诉苦说，卡弗尔人比马走得还快，一昼夜比马走得还远，这就可以证明这种野蛮人的能力和毅力。”[12]
但是，当劳动生产率已经 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或者说，在私有制产生的经济条件已经具备时，以扩张和索取为目的的部落战争必然成为私有制迅速发展和确立的催化剂。一方面，在战争中有功的氏族及其成员会得到更多战利品--土地和奴隶，从而加速贫富的分化和固化；另一方面，因为军事单位本身就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这是最自然不过的最佳选择，所以，战争在使父权制强化的同时由于私有制的滋生而必然使父系氏族向父系家族转化，即出现以男性家长为首领的由若干个体家庭组成的家族。总之，不同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中国古代原始社会的具体状况使战争成为私有制发展和确立的决定性因素。
战争对氏族这种社会组织形式的依赖使私有制的发展和确立不但没有造成血族团体的崩溃，恰恰相反，它强化了血族团体，使父系家族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单位而长期存在。而它正是解开中国社会发展之谜的钥匙。
华夏文明得以生根成长的中原地区是一片广袤的平原，其周边不是沧海大洋就是高山荒漠，由此形成一个相对封闭、四季分明的自然地理环境。温暖的气候、相似的自然环境和相似的物产决定了发展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农耕文明的必然性。家族或家庭作为不同的经济单位而相互发生交换关系，但这种交换关系是从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从国家这个大的共同体来看，市场是封闭的，它只是统一起来的家族社会内部的经济纽带。
在西方，市场从对外交换 中发展起来，但它在奴隶制国家内部的发展受到种族的抵制。封建制度打碎了使原有的人类共同体成为一个整体的种族基础，或者说完全剪断了使共同体成为一个整体的血缘或种族纽带，从而为市场关系在一个共同体内部的扩展创造了条件。人们最终按照他们对财富的占有而划分为有产者和无产者，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过程。
但是，在中国，家族成为 社会的基本单位既是私有制通过战争确立的结果，同时又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小农经济是不稳定的，家族作为一个以血缘和婚姻为纽带的社会单位，它使其中不同的家庭之间得以互相帮助，共同发展。但家族之间不存在普遍的共生关系，家族联合往往是为了应付家族竞争的需要，于是我们发现，历史上大家族之间的联姻往往更多的是为了实现政治上、甚至军事上的相互利用。这也就决定了家族社会的普遍的不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