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种权力的欲放不 能、欲收不忍的过程中，“放权让利”演变为“争权夺利”。中央放权让利给地方和企业，不是放权让利给个人。中央放的是经营之权，让的是盈利之利，但下面往往争的是控制之权，夺的是他人之利。因为传统家族社会缺乏自下而上的制约的影响依然存在，这就使权力对于下属往往具有绝对的性质，一个单位就像一个堡垒，一个独立王国，有权者很容易一手遮天。此外，上级部门放权，上级领导则未必愿意让利，于是出现放权与收权的上下拉锯战，最终在一些领域出现上下勾结的利益共同体。
总之，中央集权的行政管 理体系对于改革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为稳定所必需，但作为实现稳定的工具，它必须完全为中央政府所控制，因为行政管理体系本身就是自上而下地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改革必须放权，但地方或部以及企业膨胀起来的权力如果没有来自基层的制约就势必因追逐商业利益而腐败。在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传统社会要实行官营或官商，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限制民间商业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官僚体系本身的商业化，因为官营或官商都是由专门的官方机构来经营的。
市场化改革的本质既然是 推进市场的内在化，是社会要求个人对自己负责、从而实现个人对社会的负责，那么，社会就必须提供个人为自己负责的条件，即在社会保障、社会就业、社会教育等方面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注意，这里的社会不仅包括官方，也包括民间。由于中国家族社会的传统决定了中国民间社会的软弱，因此，官方必须扶助民间力量，如果某些中央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管理层为了维持自己小集团的绝对权力而不愿这样做，中央政府就必须有所作为。现在所谓的特殊利益集团本质上都是以某些中央部门或地方政府的权力为支撑、以相应的经济组织为依托而形成的利益集团。
可见，造成个人物质利益 原则无法普遍贯彻的原因，在于我们忽视了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忽视了市场化改革必须要完成的中国人从家族人到社会人的转化，忽视了民间力量的崛起、强大的公民社会才是中华文明最终得以复兴的保证，忽视了传统的用于稳定社会的行政力量本身成为致乱因素的可能性，或者说，忽视了传统社会的惯性思维对我们仍然发挥着的巨大影响。
因此，要从市场化改革的 困境中走出来，改革的基本理念必须与时俱进，必须着眼于中华文明的复兴，而不仅仅是物质利益，着眼于民众的社会参与能力、自我组织能力和自我救助能力的培养，这正是以人为本或以民为本的要义所在。要做到这些，就必须着眼于发展对政府行政管理体系的自下而上的制约，首先在基层把民主落到实处，但同时又要维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以稳定社会。现在中央政府控制能力的弱化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政府的改革只能从地方开始。数千年来一直作为中央机关派出机构的地方政府将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政府，而这正是中央政府自我改革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