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每一位村民来说，是支持生存权优先原则，还是支持成员权优先原则，首先取决于其对未来风险与现期收入的权衡。生存权优先原则降低了每位村民的生活风险，但也相应降低了他在年富力强时期的收入水平，因为他每年都要交出一部分按成员权应得的土地收益，以便集中起来用于救济当年村中的弱者。反之，成员权优先原则提高了每位村民在年富力强时期的收入水平，同时也增加了他的生活风险，因为每位村民只能依靠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应对风险。我们假定村民具有风险规避的倾向，如斯科特所说，农民的选择遵循“安全第一”的原则（斯科特，2001：13-27）。这意味着，村民为了降低未来的生活风险，愿意交出适当的土地收入，集中用于村民的生存保障。
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多数村庄实行的是成员权优先原则，而不是生存权优先原则？其原因在于，村民在这两者之间作何选择，依赖于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由于生存权优先原则需要集中一部分土地收益，还需要甄别谁是村中弱者，因而需要一位公共资金托管人，由这位托管人代管和分配集中的公共资金；相反，由于成员权优先原则不需要集中土地收益，只需要在平分土地经营权时有一位村庄主事人，这位主事人无需成为公共资金的托管人。因此，村民支持生存权优先原则的前提是，集中的土地收益必须真正用于保障村民的生存安全，这就要求村庄主事人（即村庄领导人）必须是村民充分信赖的资金托管人。为此，我们提出如下理论假说：
在集体土地的产权界定过程中，如果村庄领导人是村民所信任的资金托管人，村民愿意选择生存权优先原则；反之，如果村庄领导人不是村民所信任的资金托管人，他们将反对采用生存权优先原则，支持成员权优先原则。
用上述假说来推断村庄的选择结果，还需要考虑村民能否自由选择村庄领导人。如果村民能够自由选择村庄领导人，而且他们又希望实行生存权优先原则，他们就可以选出一位值得信任的领导人，并监督他（她）实施这一项原则。然而，在我国当代乡村政治中，村民还不能自由选择村庄领导人，只能接受既定的领导人。「11」在此种约束条件之下，我们预期只有个别村庄领导人碰巧也是村民充分信任的资金托管人。
因此，我们从上述假说中推断出如下结论：
如果村民可以选择土地的经营方式和土地收益的分配办法，但不能自由选择村庄领导人，只能接受既定的领导人，那么，在集体土地的产权界定上，大多数村庄将采用成员权优先原则，只有个别村庄实行生存权优先原则。
从总体上说，上述推断与当前村庄层面的宏观事实相吻合，而且能够解释近30年村庄内部产权界定原则的演变。在人民公社时期，我国所有村庄（即大队和生产队）在集体土地的收益分配上，统一执行中央政府规定的分配政策，这种政策偏向于生存权优先原则。「12」然而，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大多数村庄放弃了生存权优先原则，转向成员权优先原则。当然，导致这一转变的原因与公社体制的低效率有关。但是，我们在上文已指出，在村庄可以选择土地经营方式的前提下，效率问题不会阻碍一个村庄继续实行生存权优先原则。按照上述理论假说，1980年以后，大多数村庄放弃生存权优先原则的原因是，村民在获得选择土地经营方式和收益分配办法的权利之后，由于不能自由选择村庄领导人，使得大多数领导人得不到村民的充分信任，因此只能放弃生存权优先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