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从宏观层面而言，增值税转型使得企业可用于实际发挥作用的投入资本逐步积累，促进投资量逐步增加，带动经济持续稳步地增长。可以预见，从现在起一二十年内，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发展仍将继续处于投资拉动型阶段。我国目前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仍然不旺，促进投资稳步增长必将继续成为国家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选择。从微观层面而言，增值税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消费增长，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一是转型使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利润空间不断缩小的企业资金相对宽裕，从而使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职工工资的挤压；二是对于众多小型企业投资者而言，增值税转型所产生的利益让渡，不仅使其实际收益相应增加，更重要的是使消费信心指数增加。从而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传递机制：收入增加一消费水平提高一拉动内需增加一经济增长。

　　2.加快产业升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增值税转型对不同资本构成和技术构成的行业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一般来说，增值税转型受益较大的是资本密集程度较高且产品附加值较低的冶炼工业、重化工业和机械制造业等传统行业，因为这些行业的机械设备在固定资产中所占比重较大，资本有机构成较高。而目前定义的高新技术行业尽管产品附加值较高，但其所用的机械设备较少，其大量的成本是不能得到进项抵扣的人力资本支出和其他研发费用，因此，从税收让渡中直接受益不大。但增值税转型后鼓励各个行业加大技术改造力度，从而有利于高新技术生产设备的产销，使其得到间接受益。至于劳动密集的加工工业，虽然其购进的机械设备相对于上述两类行业较少，获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就相对较少，但其在增值税转型后处于“不亏不赚”的状态，因此也不能说增值税转型不利于劳动密集行业。总之，增值税转型带来的生产设备成本的降低，使得各个行业都更有条件通过更新机械设备来提高劳动生产力，实现产业的升级，进而从整体上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

　　转型与就业的关系

　　时下有一种“机器替代工人”观点认为：一方面由于设备更新、技术进步，一部分技术跟不上设备更新速度的工人会被淘汰；另一方面，随着工人工资的不断增加、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企业雇用工人需要付出的成本更大，而增值税转型使机器设备的成本有所降低，两种成本的彼增此减，将促使投资者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使机器手代替人工手。由此引申出增值税转型要谨慎或者要缓行的结论。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仍然停留在转述“进口”经济学理论的阶段上，未能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作出客观分析判断。最近十多年来，产业的升级、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就业弹性下降，在未实行增值税转型的背景下就已经出现，因而不能以“影响就业机会增长”作为阻止增值税转型的理由。对于“机器替代工人”，在一些发达国家曾不同程度出现过，但大部分国家都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冻结原有制度以维持旧观。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应采取适合国情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1.目前，一些高科技领域或者特殊行业，如机械制造业、石化工业和冶炼工业，国际上的技术水平已经发展到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操作的工人不断减少的程度。即使我国的增值税不转型，这些产业的发展趋势也是如此，绝不能以忧虑“机器替代工人”为由抵御这种趋势。而且我国近年来也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来支持相关产业的发展，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2.在一些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中，如电子产品装配，服装制造业等，尽管在增值税转型中不能直接受益，但是一方面由于增值税转型促进国内全社会投资逐步增加，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这些行业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增值税转型减轻了企业负担，逐步提高了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能力，增加了出口。这两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导致这些行业的就业机会增加。

　　3.技术含量不高的加工业、中低档建筑业，在高工资水平情况下，企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具有机械设备与人工互为替代的可能性。但大量的资料显示，从全国各地农村到珠江三角洲和东部沿海就业的“农民工”，其工资水平在近二十年来增长甚微，有些甚至一直没有变化。这正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描述“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所决定的，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处于这样的模式中。只要中国城乡还存在数量巨大的剩余劳动力，在这些行业和其他类似行业中，除了必要的设备更新和升级以外，出现大规模的“机器替代工人”的可能性不大。

　　4.从长远看，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将利用增值税转型带来的相对充裕的资金来开展研发或者投资于新领域中，进而逐步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从而在客观上为社会创造出大量新的就业机会。如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航天、导弹、信息、生物工程，以至海洋开发，除了一些世界著名的大公司外，还有无数中小企业的参与。这些企业之间分工合作，研究开发、中间试制、技术中介、产品推销和配发，以及从事咨询、策划、会计和法律服务等等，使得产业内部配套成龙、产业之间联系紧密，相互之间形成既严密周到又快捷便利的联合体。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即使是在产业发展水平很高的情况下，也能够形成高增长率、低通胀率和高就业率并行不悖的局面，打破了原先经济学理论中低通胀率和高就业率不可并存的定律。因此，将增值税转型后带来的产业升级同解决就业问题对立起来，将“机器”与“工人”完全对立起来，都是缺乏根据的。

　　综上所述，增值税转型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提供一个公平的税收环境，并不是政府给予企业的优惠政策，而是把企业原先应得的利益还给企业本身，是还增值税“中性税收”的本来面目，使之更趋于规范、科学，进而促进投资、经济增长和就业。并且由于增值税转型给企业让渡的税收总量（亦即企业获得的资金总量）有限，有限的资金经过一段时间积累，才可能对投资领域发挥相应的作用，因此，不宜对此作过高的不切实际的估计，从总趋势上说，增值税转型对投资、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促进是渐进的、舒缓的。此外，增值税对投资、经济发展的影响毕竟有限，对于增值税转型，不应赋予其过多的、其本身难以承担的责任，也不要把解决所有问题的希望都寄托在增值税转型上。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以通过其他政策来解决，通过间接、甚至反向的动力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