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g＝0.11－7.27×10－9×GDPl994－0.69MT＋0.87AT （5）（11.24*）（－0.003）（－3.36*）（2.25*） R2＝0.27，调整R2＝0.17， F＝2.83，DW＝1.94 刚才是从增长角度分析边际税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最后我们从水平角度研究地方税与地区经济的关系，主要是估计地方边际税率与其1999年人均真实GDP水平的关系： GDP1999＝C＋MT＋AT （6） 即1994－1998年的边际税率对后来的1999年各地区人均真实GDP具有何种作用，对上式的截面回归结果为： GDP1999＝-1068.166-53024.89MT+184329.2AT （7） （-0.86260）（-2.275754***） （4.560467*） R2＝0.54， 调整R2＝O.50，F＝13.96*， DW＝2.20 可见，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的系数都显著，边际税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即人均真实GDP仍呈员相关关系。其经济意义是：地方在保持其平均税率不变前提下，如果能降低边际税率，则能促进入均收入增加。边际税率降低1％，大约可使地方人均真实GDP增加530元；反之，如果提高边际税率，则会阻碍人均GDP的增加。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通过时间序列回归估计了各地区地方税的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然后，在使用平均税率控制税收与经济的逆因果关系下，由截面回归分析了边际税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发现边际税率与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人均GDP水平均呈显著的员相关性。它说明在维持平均税率不变时，地方的边际税率越高，越不利于该地区经济增长和人均GDP提高；地方降低边际税率，则可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和提高人均GDP水平。 这从税收政策方面解释了西部地区发展缓慢的原因。因为按照我们的测算，1994-1998年，西部9省（重庆包括在四川里）地方税的平均税率是5.08％，低于东部11省（不包括天津）5.71％的水平；但前者的边际税率高于后者，东部地区平均为8.04％，而西部地区则高达8.55％。而且，西部地区的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都高于中部地区，中部8省的平均和边际税率分别为4.14％和5.94％，它相对优于东部地区。正因为如此，1994—1998年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最快，平均为11.828％，高于东部平均10.191％的速度，而西部地区只有9.997％。因此，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促进了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这是值得肯定的区域经济效应；但对西部的效应不明显。这就需要重构税制，在全国税制没有作出有利于西部的调整之前，西部地区应该优化其地方税制。 由于边际税率与地方经济增长负相关，因此西部地区要加快发展，必须适当降低边际税率，以对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各种刺激。边际税率下降引起的税收收入减少，有两种基本消化途径：一是中央增加对西部的转移支付或补助，二是西部地区政府缩小财政开支。中央可以恢复对西部民族地区每年补助递增10％的规定，“两税”收入的增量部分全部返还，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过渡期转移支付。中央的帮助等外因固然重要，但决不能忽视内因的作用。西部要想真正加快经济增长，应该节约开支，精简政府机构，建立高效能的“小政府”。降低边际税率提供的激励，促进经济增长，这最终会扩大税基，从而使财政收入增大。否则，边际税率过高，容易产生员激励效应，导致资本和劳动外流、税基萎缩和边际税率高的恶性循环。所以，西部应通过进行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换和优化财政支出，建立具激励效应的地方税制。 参考文献： Galrison，Charles B.and lee， Feng-Yao，1992，Taxation，Aggregate A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Further Cross-Country Evidenco on some Supply-Side Hypotheses，Economic Inquiry，Vol.XXX，172-176. Koester，Reinchard B.，and Komendi，Roger C.，1989，Taxation，Aggregate A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 Further Cross-Country Evidence on some Supply-Side Hypotheses，Economic Inquiry，Vol.XXVII，367-386. Jones，L.E.，Manuelli，R.E.，Rossi， P.E.，1993，OPtimal Taxation in Models of Edogenous Growth，Joum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485-51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