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完善税收饶让制度考虑扩大税收饶让抵免的适用范围。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凡是纳税人从与中国已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取得减免的所得税，不论在协定中是否有减免税视同已征税款给予税收抵免的规定，都可以办理视同已全额征税抵免。二是对纳税人从对方国家得到的减免所得税，不论对方国家是否与我国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都可以由纳税人提供有关证明，经税务机关审核后，视同已全额缴纳所得税进行抵免。

　　（三）明确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方法规范境外投资收益的概念。应在我国纳税的境外投资收益，对于境外分公司应是其实现的所得，而对境外子公司可以考虑只就分配给境内投资者的投资所得纳税。

　　对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应本着管理从简的原则，建议按各国的税法规定计算成本费用和损失，确定企业所得税的应税所得，以经当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会计报表为准。

　　（四）完善纳税申报制度明确境内境外所得合并纳税的范围。建议汇总合并纳税的范围只局限在境外设立分公司形式，即在境内外总分机构之间合并纳税，并允许境内外之间的盈亏互补。境外子公司应在我国进行纳税申报，但不与境内母公司实行合并汇总纳税。因为境外子公司与境内母公司之间不能盈亏互补，合并纳税并没有实际意义。况且，将境外投资收益纳入现行的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中，使申报表中的一些项目的确定变得令人费解和烦琐。事实上，既然境内外之间的盈亏不能互相弥补，境外所得不能享受境内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否属于免于补税的境外投资收益对境内企业的税收待遇应该没有影响，那么，对征纳双方都有效的方法是将境外投资收益的纳税申报采用单独设表计算。

　　鉴于企业所得税在各国的会计年度和纳税年度的起止时间不同，而要调整会计年度又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建议按各国的纳税年度对境外所得进行纳税申报。

　　（五）建立境外投资储备金制度“走出去”既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又是国家推动经济发展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为了加大这一战略的实施力度，引导和帮助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建议由国家财政建立“境外投资风险基金”，从各级外经贸发展资金中统筹安排一部分资金，建立起公共的“境外投资风险基金”，专项用于对企业海外投资的项目资助。同时，根据境外投资是否属于国家鼓励类项目，根据投资总额规定不同的提取比例建立储备金，允许企业直接从境外所得中扣减。通过以上两级储备金保障制度，为企业增强抗风险的能力，并提供资金支持。

　　（六）利用国际税收协定保护境外投资者的利益在我国与其他国家签定双边税收协定时，既要保护引进外资中我国的税收权益，也要保护企业境外投资中的我国税收权益，两者并重。我国较早签订的税收协定中，较少考虑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情形，应该通过协定的不断完善解决这一问题；签定中的有些条款基于我国当时的国情，如我国与比利时、美国、日本等国签署的协定规定：完全为缔约国一方政府所拥有的金融机构在缔约国对方取得的利息免税。随着我国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原有的国有商业银行将成为股份制银行，还是否属于上述协定免税条款适用的主体范围？在参加国际银团贷款所得利息是否能享受利息予提免税待遇？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双方协商加以明确。

　　（七）规范境外投资的税收管理在税务机关内部机构的设置上，建议将国内企业的境外投资纳入国际业务部门实行统一管理，并加强税务干部的配备，由国际业务部门统一管理国际税收事务，落实国际税收协定的执行，协调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解决协定执行过程中矛盾和争端，维护我国境外投资者的利益，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良好的税收服务。制定境外投资业务税务管理的操作规程，规范境外投资的税收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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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　博林：《国际税收政策中的政策问题》，《税收译丛》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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