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了政府收费是一种政府收入形式而不是其他，还需提及这样一个问题：即当前围绕“费改税”展开的有关政府收费性质的争论，并非单纯理论意义上的笔墨官司，而是关系到“费改税”之成败的大问题。这是因为：

　　其一，政府收费究竟是属于价格范畴还是财政分配范畴，表面上是所谓“范畴之争”，其背后则是“权力之争”和“利益之争”。因为，如果将政府收费视为价格范畴的话，那么，对政府收费的管理权，自然就要纳入价格管理部门（而不是财税部门）的职能领域了；对政府收费收入的支配和使用，自然就要作为与其他政府收入有别的资金来源，放到预算之外或做特殊性的安排了。

　　其二，一旦将政府收费纳入价格管理的轨道，随之而来的，不仅有关政府收费的立项、审批、征收、使用，要走上事实上存在的与规范性

　　政府收支管理不同的非规范性轨道，从而默认或强化，而不是削弱，直至取消政府收支管理的“双轨制”。而且，出于本身利益的考虑，有关政府部门很可能热衷于保留甚至扩大，而不是压缩收费的种类和范围，给“费改税”的实施设置障碍。

　　其三，将政府收费冠之以价格名义或性质，无异于将政府行为同企业行为相混淆。只要政府收费带有市场的色彩，只要政府部门的肌体中存在牟利的动因，就免不了“权钱交易”的发生，腐败的土壤也就会继续存在下去。

　　说到这里，做出如下结论显然是适当的：即政府通过收费取得的收入，亦要同其他的政府收入一样，统一由财税部门管起来。

　　三、“费改税”是实现财税部门统揽政府收支的重要契机

　　由以上分析可见，我国之所以要进行“费改税”的改革，其直接原因固然是“费大于税”的政府收入格局不正常，其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现行的不规范的政府收支管理格局已经成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大障碍。因此，以“费改税”为契机，实现所有政府收支统一归口于财税部门管理，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范化的政府收支机制，实质上是下一步财税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

　　———市场经济体制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就是各个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边界越来越明晰，经济体制环境一旦走到这一步，政府的收支行为同企业和居民的切身利益，事实上已经挂上了钩。政府收支机制的规范性，事实上已经成为企业和居民的必然要求。无视这一变化或违背这一要求，不论对于政府收支运转本身，还是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都将产生极大的副作用。所以，实现政府收支机制的规范化，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

　　———其实，“费改税”的主要着眼点，从来就不是把一部分政府收费改为征税。实现政府收入机制以及整个政府收支机制的规范化，才是“费改税”的实质所在和真正动因。毫无疑问，规范化的政府收支机制与政府收费游离于财税部门的管理之外不相容。将财税部门统揽政府收支作为“费改税”的一个目标加以追求，应是“费改税”的题中之义。

　　———“费改税”的过程，实质是我国政府收支机制由不规范走向规范化的过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仅要将那些纯属乱收费的项目坚决取消，把那些名为费实为税的项目纳入税收轨道，而且，可能也是更费气力的，就是要“规范费”，即从把政府收费纳入财税部门的管理范围入手，实现政府收费管理的规范化。否则，如果只是就“费改税”论“费改税”，其结果，很可能像割韭菜那样，割下一茬（将一部分收费纳入税收轨道）后，由于其根（不规范的政府收支机制）还在，新的一茬韭菜（乱收费项目）还会不断地生长出来。

　　可以确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的深化，由政府收支管理格局不规范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我们将看得越来越清楚；实现政府收支机制规范化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意义，我们也将有越来越深刻的体会。所以，尽管打破现行不规范的政府收支管理格局牵涉颇多的既得利益，因而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但是，不管怎样，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朝着而不是偏离政府收支机制规范化的目标迈进，终归是我们的历史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