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费改革完成之后，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主要是以征收农业税（部分产品征收特产税）的形式体现，通过法律形式规范了农村财政制度，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这是税费改革的重大成果。但是，税费改革后的农业税并不是理想的税收制度，必须深化改革，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向全国人民郑重宣告：5年内取消农业税。那么，当前情况下，为什么要取消农业税呢？

　　农业税负担全面提升

　　税费改革后，农业税较之税费改革前的农业税负担普遍增加。改革前的农业税负担是1958年核定的，全国为15.5％，但这是名义税率，经过近50年的变化，随着土地面积的扩大，单位产量的增加，实际税率只有3％左右，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一直维持在这个负担水平。那时，除农业税外，基本没有税外收费，也不征特产税。现在提高到8.4％（含农业税附加），还要征特产税，实际负担率明显高于20年前。这本身就是“黄宗羲定律”的体现。

　　农民负担有违公平公正

　　城市和农村、工商业和农业、市民和农民两大领域、产业和职业，只是分工的不同。但我国在城乡分割制度下，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对农村和城市采取了不同的财税制度：（1）对农民个人所得征税不存在免征额，而对其他公民个人所得则有800元的免征额；（2）在农村征收产业税（如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而在城市则不对产业征税（如没有工业税和商业税等）；（3）税费改革后的农业税，比城市工商税收中的流转税税负要重。首先，从税率来看，增值税中小规模纳税人的征税率为4.6％，营业税税率一般为3.5％，普遍比农业税税率低3.4个百分点，平均低一倍。其次，还要考虑两个因素：第一，从税负归属来看，城市工商税是可以转嫁的，由消费者负担；农业税是不可转嫁的，纳税人就是负税人。第二，从经营成本来看，农民种粮除去种子、农药、化肥、用工等成本后，基本无盈利，时有亏损。而城市工商业者决不会保本经营，更不会亏损经营。由此说明我国农民对政府的要求并不高，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不公平的，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也是不公正的。（4）我国大部分年份将80％以上财政支出用在只占总人口不到40％的城市，而占总人口的60％以上的农村只能获得不到20％的财政支出。这种城乡不统一的财税制度，拉大了城乡差距。因此，要想统筹城乡发展，就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财税制度，如统一城乡税制，统一城乡居民的非税负担，使城乡的财政支出与其人口比例大致相适应等。

　　农业税征收成本有违效率

　　征收成本过高。由于我国农村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单位税额又少，农民的主动纳税意识差，税务人员不得不走村串户上门征收。农业税季节性强，一到农产品收获季节，要面对成千上万家农户，农业税的征税人员就显得严重不足。但是从效率上讲，我国农税干部人均征收额太低。例如，安徽省现有3万多个行政村，以每个村1名农税人员计，就有3万多名，而全省的农业税不到40亿元，每名农税人员仅10万余元，远远低于全国70多万元的平均总水平，我国的税收成本总水平又远远高于世界水平，是美国的10倍。再如，有的农户欠几十元税款，乡财政所开车几十公里来回跑几趟还找不着户主，收来的钱若用来补偿汽油费还不够。有的乡财政所平均每人每年仅收2－3万元农业税，除去自身工资、住房、办公经费外，所剩无几。目前农业税是我国征收成本最高的一种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