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加入WTO后，随着我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融合，对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税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如何应对国内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更好地参与国家的宏观调控，谋求经济全球化的利益，是当前亟待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税收调控面临经济全球化的全面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制约着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也必然会对我国经济和税收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对我国税收宏观调控提出新的挑战。

　　（一）税收调控要更多地服务于多重社会经济发展目标

　　传统上，我国税收调控比较单一，主要侧重于保证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国家在运用税收政策调控经济时，基本上是一种自主行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技术等流动性要素禀赋占有不同，导致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更为明显；科技教育正成为影响各国竞争力的首要因素；保护本国资源和生态环境，谋求可持续发展愈益成为各国政府共识。这表明经济全球化对主权国家经济环境的改变，必然影响到税收调控目标上来。任何一个处于开放经济中的国家，在运用税收这一调控工具时都必须考虑全球经济与税收环境的变化，并更加注重使税收同时服务于多重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如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科技进步、优化资源配置、协调国际经济关系等等。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税收调控服务于多重性目标将是一种必然选择。

　　（二）税收调控要更多地着眼于在经济全球化中谋取最大效益

　　经济全球化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的确立，拓宽了不同国家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范围，关税壁垒作为国内经济的屏障因关税减让而弱化了保护作用，国内税制的作用开始凸现。全球资本、商品、技术、知识、人才等经济要素对各国税收制度调整的反应将更为敏感。国内税制同样会对全球资源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如消费者会在不同国家商品之间作选择，厂商会在不同国家生产要素之间作选择，居民会在储蓄和消费之间作选择等等。同时，由于生产要素流动频繁，市场准入程度提高，国际流动性税源税基的出现，使税源的涉外性明显增强，地区之间、国家之间各种形式的税源争夺和转移将更加激烈。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主权国家必须加强税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更加倚重运用税收工具减弱经济全球化对本国内部经济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谋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

　　（三）税收调控要更多地在国际税收竞争与协调中有所作为

　　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关税作为限制商品流动，保护本国产业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功能将大大削弱，各国政府必然将视线转向国内税制和税收征管，在降低税率和税收优惠等方面展开国际竞争，以吸引资本、技术等经济要素的流入。不同国家的税收竞争也促使经济行为主体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套取税收利益的机会，从而形成政府和纳税人之间以及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税收竞争不可避免。为了保证税收竞争积极作用的发挥，约束其负面影响，加强国际税收协调愈益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事实上，国际税收协调是参与协调国家以让渡一部分税收主权为前提的。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对一国税收主权带来了极大挑战，主权国家已不再拥有完全的税收主权，税收调控也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税收调控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税收制度的矛盾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税收制度的冲突，在国际税收竞争与协调中，趋利避害，才能减少税收调控的外部影响，强化本国税收调控政策措施的有效性。

　　（四）税收调控要更多地依赖创建现代国际税收征管机制来实现

　　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兴起，使社会生产、流通方式和手段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跨国公司、电子商务、网络贸易的迅速发展，对税收征管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现代科技的高度发达使得巨额资本交易、大宗贸易和信息技术的转移通过网络瞬间完成，并游离于传统课征手段之外；国际流动性税源税基不断遭到避税港、转让定价、资本弱化、受控外国公司等的侵蚀，税源监控难度加大，逃避税现象日益突出；各国税收管辖权的差异，助长了税收征管的冲突和税收流失的漏洞，直接影响到税收调控的效率。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仅仅依靠一个国家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完全解决日益严重的逃避税问题的。只有在税收征管领域寻求国际合作，创新现代国际税收征管机制，才能减少由于征管冲突和逃避税而造成的税收调控效率损失。

　　二、以经济全球化眼光审视我国当前税收调控的主要问题

　　我国现行税制是经过1994年税制改革后建立起来的，基本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初步体现了国际惯例，改善和加强了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但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分析，当前我国税收调控还有许多不适应，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宏观税负和政府收入的税收依存度偏低，税收总量调控乏力

　　税收不仅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劳务的补偿，也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财力保障。在经济活动国际化背景下，要增加税收调控能力，税收必须保持一定的收入规模。宏观税负和税收依存度是衡量税收调控能力的两个主要指标，目前我国这两个指标均低于正常水平。从宏观看，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平均在12%左右，税负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却存在着大量的非税负担，各种收费和基金成为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大大降低了政府收入对税收的依存度，造成收费对税收的冲击，严重影响了税收的宏观调控能力。从微观看，则存在名义税率偏高，实际税负偏低的问题。在各国普遍减税的背景下，我国增值税、所得税等主要税种的税率已明显偏高，同时，各种收费吞食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所得，大量侵蚀税基，导至欠税、逃税增加，税收实际征收率下降，抑制了企业对税收调控导向的灵敏度。

　　（二）税收调控资源配置存在偏差，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力不足

　　现行税制在调控资源配置方面，存在重成份优惠、地区优惠，忽视产业优惠的问题，导至资源配置的区域结构向东部倾钭，加剧了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在税制结构上，过高的流转税比重，强化了税收对价格机制的干预，容易扭曲市场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而过低的所得税比重，抵制了其在调节公平、防止市场失效中的作用能力。流转税和所得税的这种比例差距与全球资源配置市场化的要求极不适应。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对资本投入推力不足，如“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资本投入；对科技进步推力不足，如高新技术产品税负偏高，促进科技进步的税收优惠范围狭窄、方式单一；对重点产业推力不足，如扶持农业和新兴产业的税收倾钭政策较少；对商品输出推力不足，如出口退税率低于法定税率等等。在调节社会公平方面，与国外相比，我国个人所得税规模极小，调节对象主要是工薪收入者，而对私营企业主、高层经理人员、演艺明星等高收入者调节力度不够，未能发挥调控个人收入分配的主力作用。同时，我国社会保障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缺位，使税收调控社会分配手段体系不健全。

　　（三）税收调控缺乏弹性，对经济周期的适应性较差

　　现行税制是在总需求膨胀、经济短缺的背景下设计的，税制结构缺乏必要的弹性，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反周期”调节能力不足。一方面，缺乏收入弹性，税收政策和征管措施相对滞后于经济结构、税源结构的变化，未能覆盖和涵养新兴、后续税源，税负仍主要压在对GDP增长贡献份额低的国有企业、内资企业、生产性行业和传统产业上，造成税源老化、税基弱化，税收增长乏力，制约了税收占GDP比重的提高，使税收应对形势需要实行增税或减税的空间极为有限。另一方面，缺乏经济弹性，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不具备充分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并直接减少了其他税种的调节空间，而且流转税的政策效应和传递速度不如所得税来得明显和快捷。近几年面对有效需求不足，我国税收政策的调整空间十分有限，税收调控经济周期乏力的问题表现得十分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