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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与探索：对中国税制改革的考察
考察中国的税收中性问题，不仅仅是逻辑的而且是历史的。追溯改革的发展轨迹，最初的“放权让利”政策安排，已经在实际上为中性税收的推出作了必要的铺垫，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提出，则是税收中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在中国，真正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中性税收政策安排，主要表现在1994年的税制改革上。这次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保障财政收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税制体系。”其中，已经相当明确地体现出对税收中性原则的认同，更为准确地说，它是“中性”与“非中性”的一个尝试性结合的产物。所以说这次税制改革是尝试性的，是基于以下几点理由：（1）税收中性思想是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结果，它的应用缺乏本土渊源，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化理解；（2）中国的税制改革毕竟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制约条件下展开的，并不完善的市场现实尚难以为税收中性原则的推行提供相应的环境和条件，为顺利推进新税制的出台所采取的诸多让步性举措，也不可避免地使新税制的中性色彩有所减退。但无论如何中国的税制体系变革，毕竟迈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如新税制取消了产品税，代之以在生产和流通环节普遍课征的增值税，消除了原税制价税不分对市场造成的干扰，在很大程度上为企业营造了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统一后的内资企业所得税，因其不再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区别课税而大大减少了税收对厂商行为的扭曲；中外个人所得税的并轨，避免了税收对人力资源配置的干扰。这些，无可置疑地体现了中性税收特色。从现实运行看，新税制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但在严格的意义上，新税制仍然是存在缺陷的，如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尚未包括大部分的劳务服务、并未完全消除对固定资产投资的重复征税、税率档次过多等等。还有内外资企业仍继续实行两套不同的所得税制、企业所得税率分为三个档次、复杂的减免优惠措施等。由此不难看出，政府的税收政策目标的选择与税收政策安排的约束条件之间是存在冲突的。也就是说，制度的规范性与现实可行性之间是存在距离的，因此也顺理成章地提出新税制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对中国1994年以来税制改革的考察，似可带来以下启示：（1）理论追求完美而现实则追求合理。税收中性原则虽然在理论上是完善的市场机制所要求的，但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尽善尽美的绝对中性，税收中性原则无论具有多大的理论意义，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中，由于要受到各种外在条件的制约，税收中性原则的实现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2）同样，现实中人们对“最优”的选择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优化税收理论，即次优理论应是税制改革所遵循的一个基本准则。税收形式存在的本身更多的是对市场的变异，效率损失不可避免。从某种意义上看，倘若没有效率损失，税收的存在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所能进行的只是尽可能地使效率损失最小，以降低税收制度的运行成本。（3）税收“中性”与“非中性”的结合，应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其实透过对中性讨论的分歧，可以看出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认识前提，无论是“中性”的还是“非中性”的，实质上都是政府的具体政策安排，只是具体执行上侧重点不同而已，最终出台的税收制度，在更多的情况下，往往是“中性”与“非中性”的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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