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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若从王者市场上运出，则由王之司市发给玺节，表明该商品已经征过税，可以合法买卖。途经门、关，则验明玺节，同时发给门、关所用的符节，然后予以放行。如果商品不是由市场运出，那么经过门、关时，由门、关发给玺节和符节。故孙诒让曰：“明玺节容有非司市所授者。”（注：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分册，第1116页。）战国楚玺中有“南门出玺”，汤余惠先生认为，商贾持有加盖这种印文的玺节，就表示货物已经纳税，可以由南门运出。（注：汤余惠：《楚玺两考》，《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商品在进入市场时，也要经有关官吏验明玺节，才能上市，否则予以处罚。这种制度可能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西周时期的铜器铭文《兮甲盘》记载：“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注：为排版方便，“次”字未按照载金文的隶定书法。）“即次”就是向当地市场官员交验证明。这项制度历经西周春秋至战国时期一直得到应用和发展。战国时的秦国称之为“布吏”。秦简《法律答问》载：“客，未布吏而与贾，赀一甲。”这是说外国人来到秦国，如果还没有把他的证件交有关官吏验证，与之交易的人要被罚一甲。居延汉简也表明，汉代居延边塞地区市场上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必须持有官府发放的“符传”方可进出。（注：徐乐尧：《居延汉简所见的市》，载《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转引自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司市、司门、司关互相配合，严禁商品走私。《周礼·地官·司关》载：“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郑玄说：“自外来者，则案其节，而书其货之多少，通之国门，国门通之司市。自内出者，司市为之玺节，通之国门，国门通之关门。参相联以检猾商。”这就是说，商品在运输过程中，手续必须齐全。对于那些避开关卡以逃税者，商品没收，同时本人也要受处罚。这就是《司关》所说的“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罚其人”。
孙诒让认为，如果商品已由司市征税，那么经过门、关市就不再征税；反之，如果商品从他国输入，则首先由司关征税，司门、司市也就不再征税。他举出《管子·问》所说的“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作为《司关》“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的注脚。但这只是一家之言。（注：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分册，第1106页。）战国时期的《鄂君启节》铭文记载：“女（如）载马牛羊台（以）出内（入）关，则征于大（府），毋征于□（关）。”这是说，鄂君的商队如果运输马牛羊出入关，由中央的大府向其征税，而免征关税。这与《管子·问》所说的不是一回事，前者指的是一种普遍实行的制度，后者则是楚国国君给予鄂君的一种特殊恩典，并且关与大府二者的任务不能互代。另外，《管子·幼官》则说：“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市税、关税征收数额的不同，则表明两者是同时征收的。（注：缪文远：《战国制度通考》，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59-60页。）那么《周礼》“关市之赋”也不排除可能采用这种征收办法。
关于关市之税的税额，除《管子·幼官》所说之外，《大匡》篇又说：“桓公践位十五年，驰关市之征，五十而税一。”这两种说法不同一，学者们认为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税额同时因地有所不同的缘故。（注：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09-410页。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页。）
只有在国家发生特殊情况，如灾荒时，关市的税收才会减免。《司市》载：“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郑玄注曰：“有灾害，物贵，市不税，为民乏困也。”（注：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二十七，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分册，第1070页。）《司关》载：“国凶札，则无关门之征，犹几。”凶、荒是一事，札、丧是一事。郑司农曰：“凶，谓凶年饥荒也。札，谓疾疫死亡也。”《周礼》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免除关市税收，是为了减轻百姓生活的困乏。《周礼·地官·大司徒》载：“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二曰薄征。”郑司农注曰：“薄征，轻租税也。”这种情况也当包括关市之赋在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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