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并用“绿箱”和“黄箱”政策

　　在国内支持方面，农业协议将国内农业支持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引起贸易扭曲的政策，称“绿箱”政策，可免于减让承诺；另一类是产生贸易扭曲的政策，称“黄箱”政策。协定要求各方用综合支持量（简称AMS）来计算其措施的货币价值，并以此为尺度，逐步予以削减。

　　由于“绿箱”政策无需减让，且与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一致，因此我国应加大对“绿箱”政策措施的保护力度。与价格保护造成国家巨额财政负担相反，这些措施不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但是它的“外部经济和社会效益”却很大，能够降低农业的综合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水平，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实现对农业良性和持久的保护。

　　事实证明，在农业生产领域，知识与科技已成为最重耍的因素，在生产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只有坚定地推动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才能有效化解由于降低关税等措施带来的冲击。因此，我国应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资力度，逐年尽快将政府对农业科研的投资增加到农业GDP的1.5％～2.0％，将政府对农业技术推广的投资增加到对农业科研投资的2倍～2.5倍。国家对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应该同样适用于高新农业科技开发企业。

　　在“黄箱”政策方面，虽然我国只有485亿人民币的支持空间（我国今后对农业的支持水平不能超过1986年～1988年平均农业生产总值的10％，约485亿人民币），但是，这一数字与我国目前的实际支持水平相比，还是可观的。今后的重点是加大农产品价格支持和农业生产资料补贴力度，在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调整农产品价格支持补贴结构，提高补贴效率。尤其是应借鉴国际经验，逐步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把支持与补贴的重点转向农业生产者，从而不断改善和提高农业生产能力。

　　四、完善农业保障体系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农业保险已成为WTO框架下世界农业政策的重要走向之一。我国是一个农业高风险国家，加入WTO后，我国的农业风险尤其是经营风险会加大。为了抗御农业的各种风险，减少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保障农户收入和生产发展，建议应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制度和体系，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农业保护方面的作用。不管选择哪种保险模式，都应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将农业保险纳入农业总体发展规划，加强农业保险立法；第二，改革现行的农业保险体制，成立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第三，逐步建立农业保险专项风险基金。

　　五、加强农业税改革

　　笔者认为，我国农业税的改革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应先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第二步是在此基础上，推进农业税制的全面改革。

　　据有关资料分析，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农业成本最为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农民负担的税费所占比重过高（农业税、期间费用和成本外支出三项合计约占19.1％）；二是人力成本过高（约占32.80％），而农民的平均农业剩余微乎其微。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农产品价格还要下跌，农民收入增长滞缓，因此，建立在剩余分配上的税费制度的基础是薄弱的。为此，作为加入WTO后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的重大举措，近期应切实免除由农民负担的各种不合理收费，凡应由政府支付的，一律不再向农民摊派。按照公共财政理论，政府机关行政管理支出和义务教育支出均应由财政安排，并由财政开支，同时还应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向农民征收的行政性收费。在此过程中，应最大限度地减少乡村“吃黄粮”的人员，并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调整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的有关政策。

　　笔者认为，现代农业税收体系，应该由“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所得税”组成，规范税制中的收入和扣除项目，并确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农业税条例》是由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布的，该税法的修订应尽早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