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国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的家，界限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1 ]30 。外国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平常， 中国人的脑海里是没有国家观念的”[3 ]95 。①“家”和“国”这两个在西方社会非常重要的团体，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既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最最核心的是个体的私利。所以“，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1 ]29 。仔细想想这段话，令人震惊。借助这段话的思路，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近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的许多背离国家利益和社会基本准则的行为。中国传统社会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差序格局”思路，也延伸到了国家的对外关系上。孙隆基指出， “中国这个'大圈'，在处理外面世界时，总是以自己为中心，按亲疏远近的关系来将它划分'层次'的。？？《国语·周语》中的'五服'制度，就是这样的一种构想， ？？这种以自我为中心按亲疏远近关系而编成的五个同心圆圈，固然只是古代的理想化制度，但是却可以视为中国人处理外事的理想模型”[4 ]367 。
有些学者承认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核心地位， “政治社会的组织只是人伦关系的逐步扩大，即以个人为中心而一伦一伦地'推'出去的”。但是强调“在各层社会集合之中，'家'无疑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一环”[5 ]20 。②“家”这个团体在中国和其他社会中的演变是一个大题目，我们可以暂时放在一边，但是在中国人心目中“国”的地位和意义，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我们来思考。
三、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国”
从一般的想法来看，封建王朝中的大臣们是应当绝对效忠于皇帝和皇朝的，因为皇帝掌握着他们的生杀荣辱，皇朝为他们提供俸禄，如果把皇朝(国家) 比喻为皮，官僚们就是附着在这张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般人都会这样来思考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柏杨指出“， 中国官僚有他的特征，效忠的对象绝对不是国家，也绝对不是领袖，他只效忠于给他官做的人。王朝政府可变，官场不变”[6 ]41 。如果我们用“差序格局”的思路来理解这一现象，就很清楚了。在那些小官僚们的心目中，他们自己是中心，而决定自己升迁荣辱的是自己直接的上司，奉行“县官不如现管”的处世哲学，认为主管上司是自己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属于从“己”这个中心推出的“第一波”。皇帝固然重要，但是“天高皇帝远”，皇帝在小官僚们的“差序格局”里只居于一个边缘的位置，既然如此，他凭什么要替皇帝和中央政府的利益考虑那么多！等到他们爬到了尚书或宰相的地位之后，直接上司是皇帝了，这时他们才会认真地把皇帝放在日常的议事思考范围中。这与日本人对天皇的“忠”和日本员工对所属公司的“忠”是不相同的。用“差序格局”的框架来解读政府里大小官僚的行为模式，可说是一针见血。从晚清直至今日在舞台或荧幕上演出的那些古装戏里人物的“爱国主义”情怀，大多是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现代诠释”，当时人们的思想中不可能有今天“民族-国家”格局中才会具有的对“国家”的忠。
正因为皇帝和中央政府的首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因此他们才会不断地提醒基层的小官
僚们，要他们关注皇朝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不要只关注“个人利益”、“集团利益”或“地方利益”，要他们倾听皇帝或领袖的教诲，不要搞地方或单位的“小山头”，提倡“忠君”，表彰历史上对皇帝特别效忠的人物，正是出于这一动机，诸葛亮、岳飞被后代王朝不断褒奖。这实质上是皇帝要求天下人都以他为“中心”，用以皇帝为中心的、单一的大“差序格局”来取代天下人心中千千万万个各自独立的小“差序格局”，这真是谈何容易。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皇帝，不但需要有绝对的权势，还必须在民众中享有极高的个人威望，这样才能够使天下人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小“差序格局”抛在脑后，完全盲从于领袖的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