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科在著名的《疯癫与文明》里借助现代性话语中关于疯癫的界定研究了被迫沉默的“疯人”背后的话语权力关系。在福科看来，由于在现代性的语境下把理性和疯癫断然分开， 人们“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邻人禁闭起来， 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 3 ] 。因此理性获得了话语的权力和现实社会秩序的控制权力。在西方现代化过程当中， 由原来不受理性控制的疯人到后来所有一切对现代性社会构成威胁的人群都被归入到疯人的行列并对其进行禁闭。福科说，对疯人的界定是一种现代性的发明。同样， 在现代性视野里， 文明的重要性源于理性的传统， 以理性为参照系划出的疯癫人群， 及以文明为参照系划出的愚昧人群都是一种现代性的话语权力方式。在现代性的视野里，不开化的民族(如殖民地的土著和中国的农人) 都被认为是可耻的。
按照福科的逻辑， 我们也可以说， 现代性话语中对于“农民”的观念， 也是一种现代性的发明。如秦晖在他那部关于农民现代化的著作《田园诗与狂想曲》里论及这个“难对付的阶级”--农民--的种种反现代性的特点时， 就着重开辟一章(第十一章) 专门讨论了农民的“非理性种种”。
这确实与福科所揭示的以现代性和理性合法性作为预设对人群的划分、隔离和命名的情况如出一辙。我们现在一直沿用这种观念来隔离当下的农民与现代城镇居民。正如现在的中国，进城农民哪怕职业改变了， 却依然普遍存在“农民工”的歧视性称谓。农民作为一种被话语权制造出来的观念，一开始就被设定为是一群被歧视、被批判的社会地位低下的人， 而户籍制度严格区分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以及禁止农人自由迁徙的政策则更强化了这种观念和现状。直到现在， “三农”研究中一个首要的问题居然是“给农民以国民待遇”。[ 4 ]在现代意义上， “农民”一词虽然同时具有职业、身份、阶级等不同层面的含义，但更多的是在文化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命名， 隐含有现代性的歧视。正如孔迈隆说的那样， 在土地改革时， 农村分为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 地主作为一个剥削阶级被排除在人民的范畴之外，地主不是农民； 但到1959年后， 地主和各种贫农中农富农又都归类为农民了， 以此作为区别的是工人和城镇居民。[ 1 ]158其实农民就是相对于城里人而言的， 而城市， 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象征。
我们往往不加分析地引申马克思关于农民“好像一袋马铃薯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 5 ]第一卷， 677以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 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5 ]第一卷， 678为论据， 使贬抑农民有了理论的依据， 而这个依据是以强大的现代化合法性作为理由的。马克思确实既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罪恶，也对现代化进行了讴歌：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 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 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5 ]第一卷， 276 - 277事实上马克思对现代性更多的是持一种批判和反思的态度，对现代化的思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和文化理论的历史哲学基础， 尤其对异化劳动、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已经成为西方现代性批判理论的一个主要来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明确地提出了现代性问题，这就是历史进步与它所付出的代价的关系问题， 他提醒： “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 5 ]第二卷，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