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与现代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现代性话语的参照系下， 农民作为不是那么现代化的人群， 合乎逻辑地成为了带有落后(相对于“先进”) 、愚昧(相对于“文明”) 、守旧(相对于“进取”) 等传统社会性质的标志。基于中国社会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自卑心理，现代化的要求变得迫切， 但传统农业社会的很多事实在现代化的眼光下都显得那么的不可救药， 而最大的障碍就是传统的文化积习和非常不现代的民众， 他们占多数的是农民。可以说，对“农民”的发现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的一种身份认识， 一个多世纪以来对农民的批判和关注显示了我们内心的焦虑和隐痛。
现代化是以科学、民主、进步、文明等为特质的， 而处于前现代的中国乡土社会里占大多数的未现代化的农人则自然被认为是迷信、落后和愚昧的，这些看法在20世纪上半叶那些致力于民族改革的知识分子那里尤为明显。关于中国农民的特点， 诸如孙中山： 勤劳、和平、守法，恒守古法、不思通变， 尚鬼神、忠孝、不敢为主人、一盘散沙、凝滞不前等； 梁启超： 缺乏独立之德， 乏自由之德，自信与虚心， 奴性、愚昧、因袭， 缺公德等； 陈独秀：安息为本、家族为本、感情本位以及散、贫等； 胡适： 知足、自欺自慰、安命不争、愚昧等； 梁漱溟： 尊卑上下、私德、安分知足、缺乏集团生活、伦理本位等； 林语堂：保守、忍耐、平和消极、知足常乐、消极避世、因循守旧、家族意识和家族荣耀感等； 潘光旦： 省俭撙节、贪小利、自私自利、公私不分、安土重迁、财丁两旺等； 费孝通：私德、家观念、小圈子、重人伦、自我主义和缺乏团结道德等。
不难看出， 以上这些评价， 主要是基于一种来自“他者”的眼光， 是以西方现代性理论作为参照系来看待中国农人的，农民身上所具有的缺点很大程度是与西方现代性观念比照之下所得出的结论， 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屈从西方现代化立场反观自身所形成的观念。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参照下，反观自身时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充满危机感和自卑感， 而中国最大的文化传统和最大多数的国民都与“农民”有关， 因此， “农民”一词作为一种现代化的语汇在中国被大量使用以区别于传统语境中属于中性的“农人”。
二、对现代性话语权力的反思： 农民是现代化的主体还是被现代“化”的客体？
通过以上的考察， 我们可以看出， “农民”是在现代性话语中被当作一种观念制造出来的， 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的迫切心情使得我们形成了对现代化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的从不置疑，因而忽略了对“农民”观念的现代性话语形成的合法性的追问。在这种话语权力下，对“农民”一种威压式的批判对农业劳动者显得并不公平， 也很容易产生一种对农人生活真实性的遮蔽， 仿佛我们现在没能像西方那样现代化， 完全是因为农民的原因。在我们关于现代化进程或农民现代化的讨论时，往往把农民说成是现代化的主体，但如果细细追究起来， 农民事实上成为被现代“化”的客体。因为这种话语权力， 农民在知识分子的言说中往往是地位低下的群体， 被改造被教育被训斥似乎是他们的命运。事实上农民们也习惯了对话语权力的屈从，在人格上表现为对“上面”来人、城里来人、领导、干部、有文化的人的谦卑， 在生活中要保障能吃上一口饭不仅要靠天， 而且还要靠“政策”。现在国内的“三农”问题研究大部分就是研究政策问题，农民的命运似乎是掌握在执政者和政策决策者手里的， 知识分子们又一次扮演了农民的代言人、贴心人和拯救者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