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卫拉特人与佛教的接触始于13世纪中期，但信徒少，影响不大。14世纪中叶以后，藏传佛教各派逐步渗透入卫拉特社会中。1615年黄教始入卫拉特，由于封建主的支持和咱雅班第达等高僧的弘扬，黄教发展迅速，很快成为卫拉特居统治地位的宗教，并被卫拉特统治者以法律形式肯定下来，写入著名的《卫拉特法典》之中，成为卫拉特封建主的精神支柱。

【关键词】卫拉特  黄教  卫拉特法典  咱雅班第达

【英文题目】Lamaism among the Oyirad Mongolians and its Consequence

一、黄教传入前的卫拉特佛教
卫拉特是蒙古族的一支，系漠西蒙古的总称。蒙元时代，卫拉特人繁衍生息于叶尼塞河上游地区，成吉思汗兴起后，成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被划分为四个万户。元末明初，其社会发展迅速，部众人口猛增至四万余户，领地也大有扩张。除了原来的叶尼塞河上游广大地区外，已西越阿尔泰山，扩张到额尔齐斯河上游，西南与哈密、别失八里相邻，东南进入扎布汗河流域与东蒙古（鞑靼）相接，北边与乞儿吉思为邻。[1]
佛教早在蒙古国时期即已在蒙古人中有所传播。蒙古统治者出于巩固与稳定政权的需要，大力推崇佛教。1246年，蒙古阔端太子代表蒙古汗廷与西藏萨迦派四祖萨班（1182～1251）在凉州会晤，藏传佛教始传入蒙古，萨班并被蒙古统治者确立为西藏各地僧俗的领袖。[2]阔端也成为最早皈依藏传佛教的蒙古王室成员。不过，当时藏传佛教还远没有像后来那样居于独尊地位。在忽必烈继位之前，蒙古统治者对宗教采取的是兼容并蓄政策，而居于主导地位的应为来自汉地的禅宗，如“历事太祖、太宗、宪宗、世祖，为天下禅宗之首”[3]的海云和尚，在蒙哥（1251～1260年在位）时即受命“掌释教事”。[4]《佛祖历代通载·海云法师传》还记载了海云法师为国家祈福事：
乙巳（1245），奉[太宗]六皇后旨，于五台为国祈福……丁未（1247），贵由皇帝即位，颁诏命[海云]统僧，赐白金万两。师于昊天寺建大会，为国祈福……丙辰（1256），奉[蒙哥皇帝]圣旨，建回于昊天寺。[5]
这些说明，在忽必烈奉佛教之前，海云法师已在朝廷多有活动，影响不小。
此外，嵩山少林寺禅宗大师福裕亦被邀至“北庭行在”，讲经累月。[6]蒙哥汗时期，以福裕为代表的佛教和以李志常为代表的道教互相攻击，双方都标榜自己的教义最正确。为了平息这场争论，蒙哥汗于1256年下令在和林举行御前辩论，以决胜负。结果，蒙哥汗认为：“我国家依著佛力光阐洪基，佛之圣旨敢不随奉？……今先生言道门最高，秀才人言儒门第一，迭屑人奉弥失诃言得生天，达失蛮叫空谢天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7]宣布以禅宗为代表的佛教取得胜利。直到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后，蒙古统治者的佛教信仰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他先后敕封萨迦派五祖八思巴（1235～1280）为国师、帝师，统领全国佛教，而且他本人和许多皇室贵族都纷纷皈依帝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其举措将藏传佛教萨迦派很快推向极致，使其以凌驾于佛教其他各宗派之上的特殊地位而蔓延全国。
1953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库苏古尔省阿尔布拉格县发现《释迦院碑》（又称《蒙哥汗碑》）一通。该碑立于元宪宗七年（1257），以回鹘式蒙文和汉文镌刻，系斡亦剌惕“奉佛驸马八立托”与公主为庆祝宪宗蒙哥五十大寿而勒立的，以示“广兴喜舍之心……重发菩提之意”，旨在酬谢皇恩，祈佛保佑，使“国泰民安，法轮常转”。[8]该碑的发现，证明早在13世纪中叶，卫拉特中即有佛寺——释迦院——存在。此外，据载，贵由汗（1246～1247年在位）的皇后海迷失是卫拉特人，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由于当时蒙哥汗推崇的是汉地禅宗，以理度之，当时卫拉特封建主接受的亦当为禅宗。《释迦院碑》的发现即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同时，我们可以认为该寺“很可能是邀请汉僧主持建造，并由汉僧主持”。[9]不过，在那个时代，佛教在卫拉特中的传播主要局限在贵族阶层，影响不大，普通百姓则大多信仰蒙古族的传统宗教——萨满教。故终元一代，卫拉特佛教绝少见于史书的记载。
佛教，主要是藏传佛教在卫拉特中的发展与兴盛，最早可追溯到15世纪30年代，与卫拉特统治者脱欢、也先父子的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明初，卫拉特部开始崛起，当时其首领为猛哥帖木儿。建文四年（1402）左右，猛哥帖木儿去世，卫拉特被分为三部，由马哈木、太平和把秃孛罗分别领属，其中以马哈木力量最强，曾派使入明朝贡。永乐七年（1409）五月，明成祖分别封三部首领为顺宁王、贤义王和安乐王。永乐十六年（1418），脱欢继马哈木之位袭顺宁王爵。这是一个富有政治抱负的蒙古贵族，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经过连年征战，先后击灭太平和把秃孛罗所部，统一了卫拉特。接着，与脱脱不花联合，击败东蒙古北元政权中掌实权的和宁王阿鲁台，使分裂既久的东西蒙古复归于统一。脱欢本欲自立为可汗，但迫于当时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只好拥立“黄金氏族”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脱脱不花可汗充当傀儡，而自任太师。在其晚年，加强了对佛教的利用，并有意提高喇嘛在卫拉特社会中的地位，这在明朝史料中有侧面反映：
[正统二年（1437）十二月]甲子，命瓦剌顺宁王脱欢使臣哈马剌失力为慈善弘化国师，大藏为僧录司右觉义，答兰帖木儿等指挥、千户、镇抚等官。初，哈马剌失力自陈屡来朝贡，厚蒙恩赍，乞赐名分，以便往来。行在礼部以闻，故有是命，仍赐哈马剌失力僧衣一袭，及答兰帖木儿等冠带。[10]
[正统三年（1438）正月丙戊]，命瓦剌使臣兀思答阿里为都指挥佥事，僧人也克出脱里也为都纲，赐冠带僧衣等物。[11]
这一记载说明，脱欢不仅信仰佛教，而且还以僧侣为使臣前往明朝，进行外交活动。明英宗对其使臣哈马剌失力一行来朝一事相当重视，厚加封赏，封哈马剌失力为“慈善弘化国师”，大藏为“僧录司右觉义”，并“赐哈马剌失力僧衣一袭”。这些记录足以证明当时佛教在卫拉特人中是被抬得相当高的。
正统四年（1439），脱欢死，子也先继位，称太师淮王，同时也秉承了先父优恤佛教的政策。正统十一年（1446），他上书明廷，要求提高喇嘛的地位：
瓦剌太师也先所遣朝贡灌顶国师剌麻禅全精通释教，乞大赐封号，并银印、金襕袈裟及索佛教中合用五方佛画像、铃杵、铙鼓、缨络、海螺、咒施法食诸品物。事下礼部议。尚书胡滢等以为稽无旧例，请裁之。上曰：“朕抚御外夷，一惟祖宗成宪是式，今也先妄求，既无旧例，岂可勉徇，其勿予。”[12]
看来，也先之请并不如其父那样来得顺利，被明政府以前无旧例可循而予以拒绝。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纠合各部众，分兵四路进攻明境。明英宗仓促应战，御驾亲征，在土木堡遭到袭击而被俘。此役使也先的势力大为扩张。也先借其余威，遂再于景泰三年（1452）重提十年前曾被明廷拒绝的要求。史载，是年十一月庚申：
又别为其国师三答失礼、番僧撤灰帖木儿等奏求僧帽、僧衣，佛像、帐房、金印、银瓶、供器等项，俱不允。[13]
结果仍然未得应允。
为什么父子之请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结果呢？究其原因，应与此时也先势力扩张过快，引起明政府的警觉与担心有关，以此之故，明政府也加强了对蒙古人所信奉的藏传佛教的戒备，故而对藏传佛教由支持专为排斥。
景泰四年（1453），也先袭杀傀儡可汗脱脱不花自立，称“大元田盛（天圣）可汗”。但命运乖舛，次年便被阿剌知院击杀。也先之死，导致了卫拉特政权的崩溃和随之而来的东西蒙古短暂统一局面的结束，代之而起的是北元王室的重新崛起。成化六年（1470），巴图蒙克被立为大汗，称达延汗。绳其祖武，经南征北战，不久又重新统一了漠北，卫拉特不得不退回西北一隅，即使如此，还不时受到东蒙古贵族的军事进攻。为了应对这种被动局面，陷于分裂的卫拉特四部：绰罗斯（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于15世纪后期，经过重新磨合，结成卫拉特联盟以对抗来自东蒙古的威胁。[14]其中以准噶尔为首，但互不统属。
卫拉特联盟时期，喇嘛仍然受到统治者的优遇。在《一六四○年蒙古卫拉特法典》之前形成的一部法典——学界习称《卫拉特旧法典》——中有这样的内容：同僧侣的通奸完全不受处罚，而普通人的通奸，奸夫应交出四岁马一匹给喇嘛传令吏。这里的僧侣、喇嘛，显然指代的都是黄教传进以前的各派喇嘛。[15]这也足以说明，也先死后，即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前半期，藏传佛教在卫拉特中的传播还是相当广泛的。
其后不久，西藏黄教即渐次传入卫拉特各部，新疆佛教的面貌也随之大为改观，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吾人固知，卫拉特是游牧民族，而佛教戒杀生、戒争斗的教义肯定会与其骑马射猎、尚勇好武的习俗存在牴牾之处。那么，卫拉特人又何以不遗余力地尊崇佛教呢？我认为应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蒙元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利用藏传佛教作为精神统治的武器，故对藏传佛教极力推崇，甚至将其定为国教。卫拉特上层与元朝皇室，世联婚姻，有的成为皇室的驸马，有的受到蒙古皇室的加官封爵，受其影响皈依佛门自属情理中事；二、卫拉特与沙州、罕东、赤斤三卫蒙古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也先曾“遣人伪授沙州、罕东、赤斤蒙古三卫都督喃哥等为平章等官，又擅置甘肃行省名号，意在邀结夷心”。[16]这三卫蒙古人都是藏传佛教信徒，其统治者往往以喇嘛为使臣与卫拉特往来，“交往深密”，[17]也促进了卫拉特封建主对佛教的接受。此外，与卫拉特关系密切的哈密及泰宁、朵颜、福余兀良哈三卫也都是藏传佛教的兴盛之地，而且都曾受到卫拉特首领也先的控制，故其佛教对卫拉特产生影响亦当情理中事；三、黄教倡导生死轮回、善恶相报之说，鼓吹今生尊佛积善，来世可以修成正果，并宣称蒙古贵族——诺颜就是前生行善而转生成正主的，与“神”的地位相等。这些说教自然符合蒙古贵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劳苦大众之所以受贫受欺，同样也是前世行为之果，因作恶而在今生得到了恶报。此说掩盖了卫拉特社会阶级差别、贫富差别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劳动人民忍受、顺从，放弃改革现实生活的斗争，有利于稳固卫拉特封建主的统治，比蒙古人原来尊奉的萨满教更符合于统治者的需要，故而得到卫拉特封建主的倡导。
二、黄教始传与顾实汗入藏护教
黄教是15世纪初在西藏兴起的一个喇嘛教派系。当时，藏传佛教各派戒律废弛，僧人追逐世俗权利与财富，引起信誉危机，有鉴于此，宗喀巴倡导宗教改革，主张依据噶当派的教义，要求僧侣严守戒律、终身不娶、脱离农事，严格寺院组织与管理制度，使世俗贵族不能操纵寺院事务；主张显密并重，强调显密兼修及先显后密的修行次第，故被称为格鲁（善规）派。又因该派僧人戴黄色僧帽，俗称“黄教”。
16世纪，东蒙古土默特部的俺答汗将卫拉特势力逐出杭爱山之南，又进兵青海，驱逐了卫拉特在那里的势力，逼迫卫拉特将其活动中心局促于天山南北一带。万历元年（1573），黄教首领锁南嘉措应邀抵达俺答汗在青海的驻地。俺答汗皈依黄教，成了护法王，并授予锁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之号。达赖之名，由此而始。这一事件标志着蒙古开始接受黄教，在蒙藏佛教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接着，东蒙古其余各部也相继改宗。在达赖三世锁南嘉措的授意下，俺答汗的孙子云丹嘉措成为达赖四世。一位蒙古人坐床拉萨，成为黄教的一代教主，这对蒙古佛教信徒而言，不啻为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而对黄教来说，此举也必然为争取更多的信徒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于是乎，黄教更如洪水一样，迅速漫及东西蒙古的所有部落。但由于卫拉特“同西藏没有直接联系，以及跟东蒙古执政者不和”，黄教在卫拉特中的流行要比东蒙古晚了不少。[18]
黄教与卫拉特的最初接触，庶几乎可追溯到17世纪初叶，系由东蒙古传入。佚名氏著托忒文《和鄂尔勒克历史》对此作了如下叙述：
在喀尔喀乌巴什珲台吉时邀请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19]到蒙古地方，从此蒙古人开始皈依佛教。以后卫拉特人在拜巴噶斯时代请了察罕诺们汗呼 图 克 图。呼图克图创造了托忒文字，给大家教书，使大家了解佛法的精义。同时传播医学和其它学问。这样，卫拉特人对佛法就更加深信不疑。[20]
上述引文中所说的佛教无疑是指黄教，察罕诺们汗即哲布尊丹巴，系喀尔喀黄教教主的封号，乌巴什珲台吉即硕垒乌巴什珲台吉。硕垒乌巴什珲台吉时，黄教在喀尔喀部已有流布，但当时哲布尊丹巴一世尚未出世，因此引文所说的哲布尊丹巴不可能是哲布尊丹巴一世，而只能是哲布尊丹巴一世的前身，即库伦掌教大喇嘛扎阿囊昆噶宁波。扎阿囊昆噶宁波原是西藏大喇嘛，达赖四世在位时，曾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1604）计划在土拉河畔的库伦设置一名坐床掌教大喇嘛，以弘扬佛法，但未派人前去。后来，拉萨黄教各大喇嘛公推扎阿囊昆噶宁波前去就任此职。他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抵达库伦。临行，达赖四世赐以“大慈迈达里呼图克图”之号。大喇嘛由西藏而住持蒙古，应以此为镐矢。扎阿囊昆噶宁波被选为蒙古掌教大喇嘛，宣传教旨，灵异昭著，受到了喀尔喀人的极度尊信，被尊以大慈诺们罕之号，并上“博硕克图济农”号，为转金轮彻辰济农汗。祟祯六年（1633）圆寂于蒙古之库伦。扎阿囊昆噶宁波圆寂后，“转生”为哲布尊丹巴一世，驻锡库伦，仍为掌教之大喇嘛。
通过上文的考证，可以看出，卫拉特人最初皈依黄教，当在扎阿囊昆噶宁波于1614年抵达库伦后不久。[21]日本学者若松宽进一步考证认为，黄教正式传入卫拉特蒙古之年应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22]时当俺答汗皈依黄教之后的第42个年头，可以信从。
拜巴噶斯“听取了察罕诺们汗讲授的有关情器世间必将毁灭的道理，决心脱离无常之根”，遂发愿出家为僧。由于那时拜巴噶斯是四卫拉特的领袖，故其出家念头受到所有卫拉特王公贵族的反对。众人问察罕诺们汗：“是一个人当喇嘛福大，还是众人当喇嘛福大?”呼图克图回答：“众人当喇嘛福大”。于是四卫拉特王公决定每人派一个儿子代替拜巴噶斯当喇嘛。这些王公有：乌巴什汗、杜尔格齐诺颜、楚库尔、哈喇呼喇、巴图尔珲台吉、墨尔根岱青、土尔扈特的和鄂尔勒克、罗卜藏、墨尔根托木尼、杜尔伯特的达赖台吉、辉特的苏勒坦台什等，每人出一个儿子，总共有32个王公的儿子当了喇嘛。同时还从庶民中选了200个男孩子作为上述王公孩子的侍从，也当了喇嘛。这些人被送到安多学习，不久又被送到拉萨求学。[23]拜巴噶斯当时还没有儿子，便从和硕特巴巴汗诺颜的儿子中认了一个义子，献出当了喇嘛，这便是后来声名卓著的咱雅班第达（详后）。
卫拉特诸部之皈依黄教，使黄教势力更为壮大，引起了藏传佛教其他教派的担忧与警惕，遂与世俗权力联合起来试图予以遏止，其中最突出的例证就是后藏藏巴汗及其联盟对黄教的反对与抑制。也就在这一时期，卫拉特部的势力又逐步渗透到青海地区，与黄教有了更密切的接触。推进这一进程的最大力量来自和硕特部的顾实汗。
顾实汗本名图鲁拜琥（tho-rol-pā’i-hu, 1582～1655），是和硕特部著名首领哈尼诺颜洪果尔之子，拜巴噶斯汗之弟，自小即以勇武著称。据传，他13岁时曾领兵击败了“白头回回”的4万士兵,“威名大振，所向无敌”。[24]万历三十四年（1606），喀尔喀与卫拉特之间产生冲突，战争一触即发，为了消弭这场战争，他冒生死前往调解，获得成功，东科尔胡图克图与喀尔喀首领们对其活动极为推崇，共赠其“大国师”的称号。[25]顾实汗实即“国师汗”之音转。
天启五年（1625），顾实汗以熬茶为名，秘密到后藏参加了罗桑却吉坚赞主持的吉祥法会。罗桑却吉坚赞赐给他“顾实·彻辰绰尔济”之号，并说：“是赞助我苏玛第·吉尔第教之高徒也。此后，汝之事业将获昌盛！”[26]顾实汗原驻牧于天山北路，此时已率部到转牧于天山南路，本有袭据青海之意，此时正好获黄教首领的邀请，遂乘机于1636年初率部到达青海湖畔，答应保护黄教。这次会见，标志黄教护法权由东蒙古向西蒙古之转移。
在此之前，西藏地方首领藏巴汗率六路大军进入拉萨，黄教惨遭践踏；而在青海，喀尔喀部首领却图汗也嫉视黄教，故而响应藏巴汗的请求，遣其子阿尔斯兰率兵一万，侵入卫藏，公开声称他们是“黄教的敌人”，以为藏巴汗之奥援。[27]他杀害了西藏的三位大汗，非常“仇视佛教，尤其是破坏格鲁派最为激烈”。[28]故黄教上层遂于崇祯八年（1635）向卫拉特求援。卫拉特的王公贵族立即召集“丘尔干”（蒙古语意为“会议”“会盟”），决定答应黄教首领的请求，“一致表示：拜达赖喇嘛为上师。他们说：‘难道藏族人不都是达赖喇嘛的子民吗？卫拉特人不必缩手缩脚，要把他们安置到他们愿意去的地方。’”[29]卫拉特王公的这一决定，不仅仅是为了护教，同时也是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因为自16世纪末以来，卫拉特周围处在敌对力量的夹击之中，东方受喀尔喀蒙古的攻击，西面与哈萨克族也时常发生冲突，南方与察哈台后王有矛盾，北面又受到沙俄的侵扰与遏制，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加剧了诸部的矛盾。[30]出兵西藏，既可缓解内部的矛盾，扩大自己的势力、地盘与影响，又可得到西藏黄教势力的支持。当时，虽为卫拉特盟主，但却受到准噶尔排挤而早有另寻牧地打算的顾实汗对丘尔干的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崇祯九年（1636）初，卫拉特大军由顾实汗、巴图尔珲台吉、墨尔根托木尼、吉鲁图尔台吉四人率领，从乌鲁木齐一带出发，南下远征青海，翌年击灭了却图汗。却图的覆灭，对西藏黄教诸法王来说，暂时避免了一场灾难，对卫拉特人来说，使其对青海的占领成为事实，同时也使其与黄教寺院集团的直接接触进一步加强，正如意大利著名藏学家杜齐所言：
顾实汗强大的游牧部落紧靠[西藏]边境，顾实汗的虔诚与专一信仰使他本人多少享有不无夸张的威望。不但黄教的上层与顾实汗之间的信使往来趋于频繁，而且黄教的僧侣经常被召集起来为这位蒙古大汗的军队举行宗教仪式，祈求神佑。[31]
然而，却图汗的灭亡，无论对卫拉特还是对黄教来说，都不是最后的胜利，因为势力更大的藏巴汗还毫发未损，不仅未因却图汗的灭亡而改变对黄教的政策，而且对黄教的仇视进一步变本加厉。[32]崇祯十一年（1638），顾实汗以香客的身份从青海来到拉萨，在大昭寺拜会了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决定了三件大事：一是共同派兵到盛京与清皇太极取得联系；二是清除青、康地区敌对势力；三是共同摧毁藏巴汗地方政权。在顾实汗返回卫拉特部前，达赖与班禅又赠他以“丹增却吉杰波”（bstan-’dzin chos kyi rgyal po）的称号, 意为“护教法王”。崇祯十四年（1641），击杀藏巴汗，其声望“威镇后藏、阿里、康区、安多、五色四夷、汉蒙卫拉特。顾实汗让他的儿子和外甥扶持了佛教，立下了丰功伟绩”。[33]
击灭藏巴汗后，迎达赖五世坐床拉萨，治前藏；上罗桑却吉坚赞“班禅额尔德尼博格达”的尊号，坐床于扎什伦布寺，建立了班禅活佛系统，治后藏。从此卫拉特之护法王地位得以确立，护法王由和硕特部担任。
顾实汗出兵西藏，意义重大。战后，顾实汗没有离开西藏，也没有把西藏交给黄教寺院管理，而是在布达拉宫直接通领全藏和青海的行政、军事，并拥有任命第巴的特权。自此以后，和硕特汗廷与达赖、班禅共同掌握西藏宗教事务，历四代五汗，计75年（1642～1717），使黄教在西藏树立了牢固的统治地位。达赖喇嘛利用既得的优势，抢夺其他教派所属的封地与寺庙，强迫其他教派改宗黄教，使黄教的势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加强黄教的优势地位，顾实汗极力促使达赖五世与清政府加强联系。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他遣使向清政府奏言：“达赖喇嘛功德甚大，请延至京师，令其讽诵经文，以资福佐。”[34]顺治九年（1652）正月，顾实汗再度“以劝导达赖喇嘛来朝，奉表奏闻”。[35]同年十一月，达赖五世率班禅及顾实汗的代表来到北京，受到顺治帝的隆重接待，并赍送金册、金印，封达赖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亦喇坦喇达赖喇嘛”，册文、印文均以满、蒙、藏、汉四种文字写成。从此，清朝中央政府正式确认了达赖喇嘛在蒙藏地区的宗教领袖地位。
顾实汗的巨大成功，无疑会加速卫拉特社会黄教化的进程，促进卫拉特封建贵族与黄教首领的政治联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