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责任制度的设计将股东的风险外在化为债权人风险。但考虑到有限责任制度大大增进了社会财富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债权人整体是有效率和利益的。但对于特定的债权人个体，则可能有不确定的风险负担，为此得创设一系列制度予以保障。除了传统的担保物权、抵押权方式、契约方式外，公司本身增设了法定资本制原则。法定资本制度也应运而生，对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额的规定提高了公司的准入条件，人为的设置了一种以公司法定资本所彰显的信用机制，从而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当法定资本制度不利于投资和公司发展时，则各个国家根据国情的不同，也相应的作出修正，出现了授权资本制、折中资本制等。这样一来，利益平衡的天平又再次调整。
综合而言，公司法人、股东和债权人作为独立主体都有其利益需求，公司所面临筹资和扩大再生产的利益需求、股东对投资回报的利益需求和债权人交易安全的利益需求。公司资本制度正是调整公司法人、债权人和股东间利益冲突的制度设计，是利益平衡的艺术。
三、资本制度的效率比较：孰优孰劣？
（一）法定资本制的效率分析
为衡平债权人因有限责任而承担的风险，法定资本制度被创设出来，以增加有限责任制度取得的成本。有限责任制度取得的成本越高，其负的外部性就越少，外部债权人获得的安全保障越强。那么法定资本制度能够符合人们的期望吗？仅仅是法定资本制度就能够很好的保障债权人的利益，衡平债权人和投资人的利益？法定资本制度到底有多大效率，它的制度收益是什么呢？
美国法学家认为，法定资本制度是“19世纪法律历史的直接产物，且只能在历史背景下方能对其全面地理解”。[3]这是有道理的，一个制度的产生如果脱离了它的时代背景而讨论无疑是形而上学的。在此先不论国外的做法，主要考察我国法定资本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效益。
我国的法定资本制度产生于政府致力于“清理整顿公司”运动，旨在强化形式资本的初始确定，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变更的资本不变原则，以及出资方式上的繁多限制，严格的减资异议程序和近乎禁止的回购规则，法定标尺的股利分配规则等，以达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的目的。上世纪80、90年代由于在公司资本方面无严格要求且非常宽松，加上社会上未形成健全的社会信用机制，未建立健全的公司组织制度，以致出现两次滥设公司的高潮，“皮包公司”遍地皆是，产生严重的信用危机，造成了银行等债权人利益的严重受损，呆帐坏帐严重。在这么一个混乱的经济背景下，当时的公司立法必然考虑这些因素，从而对公司设立的准入条件以及运行中资本严格要求，宁严勿松，从而达到对公司设立的控制。
而法定资本制度的实施现实确实也抑制了滥设公司的现象，有力的打击了“皮包公司”，稳定了我国市场经济秩序，同时它将资本作为公司信用的基础，是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的一种方式，从而增强了国家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强化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和信用度。这些都是公司法定资本制度的效率所在。此外，由于有效的规范了公司设立的程序，使得社会对公司的信任感和安全感增加，有力的促进了投资的增加和交易的增长，增进了社会财富总的增长，这些效率都是显而易见的。有人会认为这很难区分到底是法定资本制度的功效还是公司法立法和执法总的功效，很难用数字或者百分比严格区分，但不能因此而怀疑法定资本制的效用。
法定资本制度的实施成本到底有哪些呢？首先，由于增大了公司的准入限制，提高了设立公司的门槛和成本，使得一部分人无力设立公司，不利资本由效率的发挥作用，但这部分人仍有许多企业形式诸如个体、合伙的选择可以替代。而同时对于我国经济秩序的规范效应，比如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急需降温的经济而言，法定资本制度有一定的制度收益，这些成本抵消是不可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