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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赔偿中的精神赔偿的作用
一是对公民的直接经济损失给予相应的补偿，同时对精神伤害给予抚慰。
二是对行政、司法机关错误的惩戒。这是建立正常法治秩序必须付出的成本，也是政府应该就自己的错误给纳税人的一个“说法”。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增强责任意识，慎重行使手中所掌握的权力。
三是体现宪法的“平等”精神，无论是发生在公民之间的侵犯人格尊严权的行为，还是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人格尊严权的行为，凡是造成损害后果的，受害人都有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国家机关也没有豁免权。
三、国家赔偿法中精神赔偿的原则
我国国家赔偿法采取的是违法的归责原则，这一原则本就有弊端。如违法归责原则容易导致赔偿范围过于狭窄。就立法本意来看，国家赔偿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是相当广泛的，而违法归责原则的理论起点是国家职权行为的可被司法审查性，除赔偿机关主动作出赔偿的情况以外，只有经过司法审查程序被确认为违法的行为才有可能发生国家赔偿的问题。事实上，国家职权行为的违法形式与方式是多样的，而可被司法审查确定为违法的职权行为是有限的。加之，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远比国家赔偿法的受案范围窄，这就使得客观上必然存在大量无法以违法标准加以衡量的事实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得不到赔偿。另一方面，违法原则在现实中的可操作性太差。依据违法原则，在追究国家赔偿责任时，首先必须判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为是否违法。但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许多行为难以简单地判断为合法或非法，如公安机关在执行公务时将路人误伤，边防机关在检查物品时不慎摔坏。在这些情况下能否适用国家赔偿法和应否给予国家赔偿之间的矛盾就是违法原则所不能解决的。适当采取一些其他原则做补充，例如：公平原则，合理原则，结果责任原则，进一步保护受害人的精神权益。
四、精神赔偿机构设置存在问题
现有机构设置不利于国家赔偿法的实施。一方面，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需要司法机关来确认，司法机关在“确认”时多了一层顾虑：司法机关怕得罪政府。另一方面，使用国家赔偿基金必须向财政部门报销。这样一来，如果严格地按照国家赔偿法办事，各部门的工作“失误”就会完全“爆光”。很多部门怕赔偿的数额、次数影响自己的执法形象、政绩和个人升迁，就会千方百计地推脱责任，该赔的不赔、该多赔的少赔，或用小金库解决也不愿到财政部门解决。是不是建立这样一个独立部门：人事直属，财政直属，国家赔偿基金直拨。地方只有监督权，没有处理权，发现问题可以上报。
五、国家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
国家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等一系列因素相联系。精神损害赔偿在性质上是辅助性的，而非主导性，我国的法治状况、财力充裕程度、精神损害侵权数量以及国家赔偿法所确定的违法原则等决定我们不能对每一桩国家的精神侵权行为进行赔偿，也不应对应予赔偿的侵权行为而不赔偿。这就有一个赔偿的范围问题。此范围的界定，对于国家侵权受害人，赔偿义务机关和法院赔偿委员会，均有现实意义。
对于我国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国家赔偿法第30条规定这一赔偿范围只限定在名誉权和荣誉权，相对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定而言过窄。国家侵权与民事侵权不应因主体的不同而使对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的范围有如此大的差异。因而，笔者认为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在吸收《解释》中关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范围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1、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1）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2）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3）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2、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导致亲子关系或者近亲属间的亲属关系遭受严重损害，3、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1）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2）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隐私；（3）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4、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被毁损5、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人格权利遭受侵害。
六、赔偿标准
对国家造成的精神损害的金钱和其他物质性赔偿必须有一定的标准才能使赔偿具有可操作性、现实性和合理性。赔偿标准的确定是一个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是为了补偿与惩罚，那么赔偿的数额与标准就应该与此相适应。在确定标准时，法官应充分考虑案件中加害人过错程度的轻重、受害人被侵害的精神利益损害后果及所受精神痛苦程度、受害人的经济状况等因素，然后比照法律规定的标准确定数额。目前《国家赔偿法》对人身自由权侵害、生命权侵害和扶养请求权侵害，是由国家行为造成的，有具体的赔偿规定。但目前赔偿标准过低，需要一定程度的提高。而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要在全国指定一个统一的赔偿标准是不现实的。况且，精神损害的金钱赔偿实质上是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依法行使审判权，对加害行为的可归责任及其道德上的可遣责性，结合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评定，主要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是，法律虽赋予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但并非放纵法官不加拘束和毫无限制地滥用这种权力。《牛津大词典》解释“自由裁量权”，是指裁判官酌情作出决定的权力，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情况下应当是正义、公正、正确和合理的。故法官在行使这种权力时必须遵守一定的法律规则（包括司法解释）或原则，不得随意超越法律规则或原则，更不能滥用自由裁量权。所以，法官在处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时，要依据《精神赔偿解释》及有关法律，公正、合理的认定是否存在精神损害，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当地经济生活水平并考虑社会公众的认可程度确定适当的赔偿数额。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和法官的素质水平参差不齐，不同法官即使在审理相同或类似的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时，行使自由裁量权也会出现差异较大的结果。故而需要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使法官在上、下限之间加以选择、裁判。《精神赔偿解释》中没有规定具体赔偿数额的限额和某些幅度，对个案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评定，除了解释中作出的六种参考因素外，主要的还是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目前，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未形成一个合理的赔偿限额或赔偿幅度。我认为，要确定具体的赔偿数额，首先要认定受害人遭受精神损害的程度，侵权行为的严重性程度即侵权具体情节，如手段、场合、行为方式、持续状态或时间
2． 受害人的心理素质
3． 受害人的谅解程度
4． 受害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年龄、性别、职业等与精神利益相关的因素
5． 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6． 国家财力充裕程度
7． 侵权行为的社会影响然后根据损害程度的轻重分别确定赔偿幅度。在市场经济发展并不平衡的今天，各地的赔偿幅度应有所区别，并应当以当地各行业年人均收入为基数来确定。在致人残疾和致人死亡的案件中，也可参照已有的赔偿标准来确定赔偿数额。设立国家赔偿基金，实行滚动式资金积累，让国家赔偿在资金上有保障。
可喜的是《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已经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现在人大常委会正在收集各方面意见。将来，国家赔偿的范围会不断扩大，赔偿标准也会不断提高，而操作程序会不断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将体现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体现人们自主意识的增强和现代法律对人权的关注和保障，是社会正义和效率的要求。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和维权意识的增强，在法律学人、司法者的孜孜追求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精神损赔偿制度将会日益显现出人文的关怀和正义的光芒。
参考文献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在“纪念《国家赔偿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谈话
刘莘．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Ｊ］．人民公安，2001，（9）：9．
肖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理论与实用指南［Ｍ］．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4．
何孝元．损害赔偿之研究．［Ｍ］．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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