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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的阶段性特征，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特点还表现在：门）死亡率率先下降，这同于50年代美国人口学家诺特斯坦（Frank W.Notestein）所概括的经验模式。
（2）粗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是外力作用的产物，没有人口政策的作用，中国人口的粗出生率大概不会下降得这么早、这么快。
（3）中国人口转变的完成阶段将比较长，也可能是三个阶段中最长的。在完成阶段，人口转变的推动力将更多地有赖于现代化的力量。推促生育率及出生率下降的政策效应已经大大递减，所以期望生育率。出生率有进一步下降就要在一个较大的历史跨度内寄希望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其中生育文化的现代化可能会扮演相当关键的角色。
（4）1950年至今中国人口一直处于人口转变的过程当中。70年代生育率下降的政策效应相当显著，80年代以后政策效应趋向弱化，虽然在具体工作中离不开社会制约机制，但实际上社会制约机制的功效已发挥到极致。特别是到了9O年代，社会进步大背景下的利益导向机制的作用开始日趋重要。
（5）在三个阶段的划分中，第一阶段的死亡率率先下降可以视为制度变革的产物，建国之初国泰民安，医疗卫生条件大有改善，死亡率明显下降，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到50年代后期，出生率也有了缓慢然而自觉的下降趋势。第二阶段的出生率下降属于典型的“政策型”，是通过政策的力量压下来的，但政策的功效毕竟不是万能的，生育率的下降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社会文化边界。进人80年代以后，“一胎化”的生育政策由于缩小和限定了生育决策的空间，结果导致了大量的文化边界上的生育冲突。这样，到了第三阶段，就可以将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归类为“发展型”。换句话讲，没有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发展并触动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育态度，出生率的进一步下降将是难以预期的。
（6）中国人口转变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7O年代以来引入了强有力的人口政策因素，从而干预了自然的人口转变过程，使之速成。但为此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例如出生婴儿性别比的升高、偏高问题，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问题，独生子女素质发展的失衡问题，统计数据的失真问题，干群关系的紧张问题，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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