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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口在无障碍条件下每30年增加一倍，这有较为充分的理论和事实根据。从简单推理上说，只要一对夫妇平均生四个孩子，人口的增加就已经是一倍了。按照这样的出生率，如果是20岁结婚生孩子，那么人口就是每20年增加一倍；如果是30岁结婚生孩子，那么人口就是每30年增加一倍。在中国农村，男女青年20岁左右结婚，每对夫妇生3—5个成活孩子，几千年来都是极其正常和普遍的。中国农村的人口出生率基本上决定了整个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因此在无重大的战乱、饥馑、瘟疫和社会制度制约（如限制生育和鼓励生育）的正常太平情况下，人口每20—30年增长一倍是基本符合中国古今国情的。如1949年结束战乱后的新中国，当时人口四亿多，30年后的1980年便是八亿多，正好是30年增长了一倍。
在中国人口思想史上，关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思想是对人口运动自然规律的一个有益的探索，具体到人口“每20—30年增加一倍”的观点，后世学者们除了带有阶级偏见的批判外，在此问题上却尚无比前人更进一步的研究。
（二）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在汪士铎的过剩人口论中，还谈到了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问题。他的基本观点是，人口增长过多会引起人口质量的下降，“人多而气分，赋禀遂薄，又濡染于风气，故人才益难”。他认为农村人口二三十年增长一倍，人口太多，“然皆经商挑担无一中用者，多则气薄也”。他还举例说：“徽六邑，绩溪最苦，地狭人多也。……故人多于他邑，而愚于他邑，贫于他邑”（《乙丙日记》卷三）。
他讲的“气”、“赋禀”主要是指人的身理素质，也包括文化知识等精神素质的内容，总起来讲就是人口质量。他把那些欢迎和参加太平军的农民也叫作“愚”，认为是人口太多造成素质低劣的表现，这反映了他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反动的一面。但抽象地看，他认识到了在一定的经济状况和生产关系条件下人口数量和质量成反比例变化的辩证关系，这一点是有一定的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三）提倡晚婚和优生
汪士铎是中国近代史上明确倡导晚婚的人之一。他认为应该“严禁男子二十五岁以内，女子二十岁以内嫁娶”（《乙丙日记》卷二），“定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乙丙日主》卷三）。在当时封建的中国农村盛行十多岁就结婚生育风俗的情况下，他的主张已经够大胆气派了！他谴责当时中国农村中广泛流行的“喜人多婚早，每十五六皆嫁娶”（《乙丙日记》卷三）的陈规陋习，劝说人们不要十五六岁就结婚，更不要十多岁就生育子女。他还提出要禁止“男子有子而续娶，妇人有子而再嫁”（《乙丙日记》卷二），目的是要防止这些鳏夫、寡妇娶嫁之后又生育孩子，增加人口。
为了达到减少人口的目的，汪士铎还提出，所生育的孩子，“形体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皆溺之”（《乙丙日记》卷三）。溺婴无疑是一种极其残暴而不人道的行为，但从汪士铎的这一主张中还是反映出了他提倡优生的思想。
（四）使用药物的节育措施
在汪士铎所提倡的节育措施中，有一种是使用药物的办法。他要求“广施不生育之方药”（《乙丙日记》卷二），从而达到节育、堕胎和减少人口的目的。他并且还提出了独生子女的主张，说：“妇人服冷药，生一子后服之”（《乙丙日记》卷三）。使用避孕和堕胎药物，是一种能减少痛苦、且人道而行之有效的抑制人口的方法，就是在今天看来，也还有其现实意义。
（五）与人口问题相关的富民思想
汪士铎说：“治民须欲民富”（《乙丙日记》卷二）。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富民思想在先秦儒家那里就已经存在，在两千年后的地主阶级思想家汪士铎这里本是毫无足道的。但汪士铎把富民问题和人口问题联系了起来，这是很有意义的。他举例说明人多的地方总是较人少的地方穷。治民要富民，这是先人已有的思想，而汪士铎认为富民的前提是要减少人口，“夫民不可过少，亦万不容过多”（《乙丙日记》卷三），多少应该与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相适应。他的逻辑是，只有适量的人口才可富民，民富了国家也就好治理了，因此根本的问题还是人口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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