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租界效应。从渔村变成一个现代大都市,这一现象并非香港独有。在旧中国的大连、天津、青岛、上海等城市都是从小渔村或者小县城发展成为一个大都市的。上述几个城市的崛起有几个共同点:第一,都有外国租界;第二,都是在海岸边的重要港口;第三,在经济上都超过其附近的政治中心的水平,甚至在一些方面取代了其功能,如大连与沈阳、天津与北京、上海与南京、青岛与济南、香港与广州。本文称这种现象为租界效应。
帝国主义在中国强行租界土地,一般位于重要的港湾,可以成为适应现代化经济发展需要的港口。传统的中国城市多为政治中心,如沈阳、北京、南京、济南等等,并且都不在海边,只有广州比较例外,一直是通商口岸兼政治中心。当现代的商品经济进入中国之后,租界优越的地理位置就发挥出效益,经济发展带动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导致了人口的增长。旧中国内战不休,租界反而显得稳定一些,成了有钱人营建安乐窝的理想地点。战乱的时候,租界也吸收了大量的逃难民众,如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租界与香港。一些难民后来就在租界定居,成了租界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方列强国家在租界也有一定数量的投资,许多国内资本也向租界集中,使得租界在整个中国经济停滞之时,显得相对繁荣,提供了比较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了众多的人流入租界谋生。
2 粤港经济成长的差距。香港人绝大部分是广东移民或者移民的后裔,广东人素有迁居海外的传统,在海外的华人中,绝大多数祖籍是在广东与福建两省,其中又以广东省为多数广东人素有外出谋生的勇气与技能,这种传统可以上溯几百年,这是促使大批广东人涌入香港的文化因素之一。不过仅仅有文化因素还不能说明问题,这里着重讨论经济因素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香港经济突飞猛进,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与香港为邻的广东省,在1949年以后经济也有了比较大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成长的步伐为世界所关注,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前广东省的经济发展与香港相比就相形见绌了。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这一阶段,广东省的发展是有限的。而正是在这一时期香港经济进入起飞阶段,一下子拉开了广东省与香港的差距。同时也因为广东的起点比较低,使得这种差距更加突出。经济发展的差距,吸引了广东人移居香港。
3 社会变迁的冲击。1949年以后中国内地经过许多场政治运动,许多不应该被伤害的人受到了伤害,许多原来不会离开的人离开了。虽然有些人为了逃避政治运动的冲击而移民到香港,不过纯粹为了政治因素而迁移到香港的人在香港移民中所占的比例不会太高,主要的是受政治的间接影响。
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许多从城市到农村的知识青年,由于无法忍受农村的艰苦生活而偷渡香港。有人认为,在这批知识青年的影响下,才触发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非法入境高潮[3]。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在香港的两次主要的偷渡高潮中,第一次是在困难时期,当时还没有上山下乡运动。第二次是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时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是尾声了。由此可见把知识青年视为引起偷渡问题的根源是站不住脚的。
对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偷渡高潮,笔者认为是一种“失范效应”。失范(ａｂｎｏｒｍ)是一个社会学的术语,指的是在社会变迁中,旧的社会规范消失或者减弱,而新的社会规范又一时未能建立起来。由于没有新的社会规范可循,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比较容易产生一些越轨行为。由于失范带来的这种后果,笔者称为“失范效应”。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闭关锁国,极左的政治宣传把香港社会的黑暗面加以夸张,同时因为有海外关系的人受到歧视和冲击,使人不敢议论海外的真实情况,对世界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香港与中国大陆的人员交往迅速增加。港澳同胞大量的返回中国大陆,以及他们馈赠亲友的礼物,使人们明白了香港的真实情况,而广东居民首先感受到这种冲击。俗话说“假作真来真亦假”,过去的极左宣传被人民发现是假的之后,出于逆反心理,有一个时期中国内地许多人转而对香港盲目崇拜,似乎香港什么都好,是一个遍地黄金的世界。民众对香港看法的大转变,就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失范现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