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国人力资源利用与劳动力供给状况
１ 人力资源利用状况
１９９０年我国劳动适龄人口(１５-６４岁)７．５亿人,占总人口的６６．７４%,接近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水平。美国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为６６．２%,日本为６８．５%,英国为６５．７%,法国为６５．９%。如此丰厚的劳动力资源无疑给就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它同时也构成了我国最为丰富的经济资源。
中国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不断加快,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劳动适龄人口平均递增率为２．４８%。进入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劳动适龄人口以每年净增１１００多万人的速度递增。随着我国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劳动适龄人口还将保持增长趋势,到２０１０年达到峰值时,劳动适龄人口将达到９．４亿人,比１９９０年增加近４０%。
与此同时,劳动适龄人口负担系数(即总负担系数)将处于历史最低水平。１９９９年全国劳动适龄人口为８２９３１２万人,总负担系数为４６．１４%,而在２０１０年以后,这一比例将迅速下降。
因此从人力资源利用的角度来看,中国未来２０-３０年将是利用劳动力要素的相对优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鉴于人力资源本身具有周期性更替的特点,在这一时期内成功地开发和利用好人力资源,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将是十分关键的。
改革开放以来,过剩的劳动力供给从计划体制下释放出来,特别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产生巨大的就业压力的同时,也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几近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
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最初以“三来一补”为主要特色的经济启动模式,苏南地区的集体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和浙江东部私营经济的发展模式都主要表现为最初大规模地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为特征。除沿海开放地区以吸引外资补充经济起飞的原始资本积累动力外,大多数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以丰富廉价的劳动力投入弥补初始资金的不足,走劳动密集型轻工产业发展的路子,逐步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的过程。
十二亿多人口和八亿多适龄劳动力,不仅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而且也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巨大的潜在需求市场。沿海及内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为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经济收入增加的同时刺激了有效需求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中国普遍的工业化过程目前还处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初级阶段,需要以此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逐步积累进一步提高工业化水平所需的资本、技术、管理人才等必要条件。
２ 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中的配置状况
中国的总人口就业率和劳动适龄人口就业率水平都很高。在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总人口就业率提高更快。１９８２年普查时,中国总人口就业率为５１．９%,１９８７年提高到５４．７４%,１９９０年提高到５７．２５%,中国总人口就业率高于发达国家,更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比如同时期美国、日本、英国和法国总人口就业率分别为４６．１%、４８．４%、４３．９%和３８．３%。１９９９年中国总人口就业率为５６．０６%,比十年前略有下降。
截止到１９９９年底,我国劳动适龄人口中的就业人口有７０５８６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口２１０１４万人,乡村就业人口４９５７２万人。１９９０年我国劳动适龄人口中的就业人口有６．１亿人,占总就业人口的９４．３４%,１９８２年这一比例是９５．３４%。
根据就业人口与劳动适龄人口所得的劳动适龄人口就业率,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９０年分别为８３．１９%和８４．１７%,而１９９９年则为８５．１１%。１９９０年劳动适龄人口中就业人口的平均年龄是３３．７４岁,比１９８２年的２７．１０岁高出了６．６４岁。就业人口中２５-２９岁组的比重最高,说明劳动力的总体年龄还是比较轻的。各行业中,农业就业人口的文化程度最低,三分之二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文化程度最高,４１．３８%具有大专以上文化,３１．０３%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其它各行业在农业和科技业之间。１９９９年全体就业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所占比重仍为１１%,小学文化程度占３３．３%,初中３９．９%,高中１１．９%,大专以上３．８%。
根据三次产业划分的就业结构状况是反映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发达国家一般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低于１０%,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为２０%-４０%,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为５０%-７０%。从就业人口的三大产业分布看,１９９０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７２．３%,第二产业占１５．３２%,第三产业占１２．８３%。与１９８２年相比,一、二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有所下降,第三产业有所提高。
与１９９０年相比,１９９９年第一产业比重显著降低,减少６９．２９%;第二产业比重有大幅度的提高,增长１５０%;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从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的十年间该产业比重增长２１７%。但是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都明显偏低(按同时期数据相比)。(见表１)
中国第三产业发展不足,体现在总量不足和结构性失衡两个方面,特别是后者,表现为传统的服务性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很大,新型的社会经济功能较强的现代第三产业比重较小。因历史条件和国情不同,各国第三产业人口比例的提高过程不尽相同,如美国从１８２０年第三产业人口占１５．３%到１８８０年的２５．１%、１９５０年的５０．５%、１９８０年的６６%、１９８８年的６９%,走的是“直线式”道路,而日本从１８８０年的１２．１%到１９２０年的２３．８%、１９５０年的２９．７%、１９８０年的５５．４%、１９８８年的５８%,走的是先快、后慢、再快的“曲线式”道路。中国落后的产业就业结构,为进一步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吸纳规模巨大的应就业人口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我国工业目前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发展目标是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转化。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变与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与目前劳动力文化素质低、技术水平落后的矛盾日益突出,结构性失业在城镇已经非常突出。
１９９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表明,劳动适龄人口达７．３１亿,不在业人口为２．０３亿,其中劳动适龄人口８８１６万人,占全部劳动适龄人口的１２%,扣除其中在校生、离退人员、料理家务、丧失劳动能力及其他五部分人口后,余下的１４５６万人,就是在就业压力方面最有影响的人口群体。
这部分人口由失去工作正在寻找工作、企业停产待安置和从未工作正在寻找工作三部分人口组成。即使扣除这三部分人口中的农村人口,其规模也接近１１００万人,再加上当前农村１．３亿的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更加沉重,既要解决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的转移,又要考虑累计的剩余劳动力的安置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
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持续转移,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完成工业化和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８０年代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是靠乡镇企业粗放式的扩张来吸收的,有关研究表明,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年,我国乡镇企业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总产值增加额中８９．６%是依靠增加固定资产和劳动力的投入取得的。而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就业人数的能力随着其有机构成和吸纳劳动力的成本的不断提高将有所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地和近地转移的困难将日渐加大。
１９９９年农村劳动力总量为４．７亿人,比１９９８年增长１%,其中非农产业吸纳了约１．４亿人,农业各产业沉淀约３．３亿人。根据每年新增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测算,“十五”期间,农村每年新增劳动力８５０万人,而近两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已减少约１０００万人,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出路问题十分突出。
１９９９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３．１%,登记失业人口５７５万人。从这一数字来看,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判断,目前仍然处于充分就业范围。然而,我国城镇失业的严重局面被下岗职工、隐性失业人口和户籍制度等诸多因素所掩盖。笔者希望国家统计局、劳动保障部和其它有关部门从２００１年开始把下岗职工和各类待业人员正式纳入失业人口的统计范畴,以便向国内外公布真实的劳动力供给和就业状况。
５ 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与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就业压力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人力资源充分、合理利用的问题。一国人口中的就业程度是反映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标。在论及我国劳动力资源利用问题时,除了利用程度的数量指标外,还必须讨论劳动力资源利用结构和利用效率的问题。比如从就业率看,中国县一级的就业率最高,市级次之,镇一级的就业率最低,但实际上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利用很不充分。又比如除少数民族地区偏低外(５４．３５%),中部地区和沿海发达地区人口的就业率差异并不明显,分别为５７．９%和５７．２３%。
中国总人口及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率与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是比较高的。其中男性的就业率高于女性,并且１５-１９岁组人口就业比例过高,尤其是该年龄组中女性比例偏高(高于男性),说明在青少年女性中缀学提前就业的现象相当严重。这反映出从绝对数量上看我国人力资源的总体利用程度比较高,而在劳动力资源中人力资本投入仍然不足。
虽然从动态上来看,从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９０年,低龄就业人口下降的幅度大大高于总体低龄人口下降的幅度,低龄就业人口减少的绝对量大大超过低龄人口减少的绝对量;并在低龄就业人口的就业程度不断下降的同时,女性低龄人口就业程度下降幅度更快,超过男性０．５４个百分点,提高劳动力总体教育水平仍然任重而道远。
从理论上讲,劳动力资源的利用通过两条途径影响经济效益,一是通过总量增减引起总产出的变化,二是通过调整劳动力利用结构影响资源配置的总体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产出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此外,劳动力还通过其自身文化技术水平和其技术装备程度的提高直接影响就业的效率。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包括转型经济时期)里,中国在就业战略与政策的选择中过于强调就业总量,从而忽视了就业效率低下的隐患。
中国整体就业效率不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提高就业效率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除了继续不断地推进学龄期文化教育、进入劳动领域前的职业教育、转岗转业教育以及劳动力的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外,必须结合我国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强化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优化劳动力配置结构,提高劳动力的总体利用效率。
近年来的统计数据表明,传统农业不再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农业结构调整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业竞争力,但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民增加现金收入的潜力。因此,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的利用存在一个梯度发展的问题。在市场化程度提高和信息传播成本降低的新经济背景下,把结构调整与科技进步结合起来,促进高起点的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加快进行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通过工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提高城市工业化水平,并为农村以粗放为主的工业发展提供出路,优化农村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大力发展多层次的乡镇第三产业,缓解农村就业压力。
与此同时,提高农业内部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农业进行深度开发和改造,实现农业产业化;建立全国农产品供需信息网,促进商品运输和流通环节的改善和发展;建立农产品价格变动和预测预警网络系统,更好地适应国内外市场的变化,促进能够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各种产业发展。根据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资源数量、质量和利用水平的差异,实现产业化高、中、低水平的梯度转移和发展,提高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总体配置和利用效率,促进社会进步与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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