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 中国人口控制实践及其效果
建国以来我国人口的迅速增长,从根本上讲是死亡率快速下降而引起的。在人口过快增长,人口与经济矛盾愈加尖锐的背景下,中国在７０年代初开始全面实施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政策。２０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政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全国计划生育网络,其人口控制的措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首先,它有效地控制了中国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发达国家在１９５５年之前基本上完成了生育率的转变。但是从发达国家生育率转变的历史考察,率先完成生育率转变的法国,粗出生率由３０降至２０用了７７年,瑞士和瑞典都用了４４年,比利时用了３８年,美国(白人)、荷兰及英国分别用了３２年、２９年和２７年,生育率转变非常快的日本也用了１７年。而中国粗出生率由１９７２年的２９．９２%降至１９７７年的１９．９１%仅用了短短４年时间。这充分说明计划生育的人口控制政策在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据估计,从１９７１到１９９０年,我国共计少生了３．８亿人。其次,它促进人口变动方式正在朝着低生育、低死亡的现代人口均衡迈进,在中国城镇和部分发达的农村地区尤其如此。
根据联合国１９９０年出版的《世界人口监测》提供的划分方法,中国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开始进入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在低生育率国家中,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低,城市化水平仅高于泰国,也处于低水平阶段。与６０年代后期同中国生育率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是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１９９０年,虽然中国生育率水平比亚洲(３．３%)、拉丁美洲(３．５%)和非洲(６．１%)都低,但同欧洲(１．７%)和北美(２．０１%)相比仍然较高。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尽管总和生育率已降至２%的低水平(１９９２年),但每年人口仍净增近２０００万,人口低生育率和高增长数量之间的矛盾,是中国这一人口大国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如此庞大的人口总量和人口增量,无疑给社会经济发展和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世界范围内人口控制的实践已使人们形成某种共识,即人口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发展问题。“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是我国制定人口与发展战略的基本方针,然而处理人口与发展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的现实方面是如何充分合理地开发和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源。它不仅具有深远的社会经济意义,而且对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的变化
市场需求与人口规模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紧密程度受市场供应弹性的影响,即市场供给弹性较小时,人口规模会较大程度地影响该商品的需求,反之市场供给弹性大,人口规模的影响就小;同时人口规模的影响还与人口平均工资的高低和工资构成有关。
消费群体对市场的影响具有时滞效应,现期市场需求的影响是前期市场需求对人口规模的反映,而现今的人口规模会由消费价格通过供应弹性影响未来的市场需求。由于人口变化的较大惯性,这种影响也不是短期内表现出来的。
中国是一个总体消费水平不高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同时又是近年来消费水平提高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这具体表现在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增长方面,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９４年,按当年价格计算乡村居民人均家庭纯收入由１３３．６元增加到１２２１．０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由３１６元增加到３１７９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增长３５５．５%和２７３．７%。与此同时,农民人均消费由１３８元增加到１０８７元,非农业居民由４０５元增加到３９５６元,按可比价格分别增长２８５．２%和２８９．１%。
这期间,乡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消费增长幅度,前者高出后者７０．３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则相反,人均消费增长幅度高出人均生活费收入增长幅度１５．４个百分点。这一变化使得城乡消费水平由１９７８年的２．９：１变为１９９４年的３．６：１。
同时,这一期间全国人口由９６２５９万增加到１１９８５０万,增长２４．５%;乡村人口由７９０１４万增加到８５５９４万,增长８．３%,市镇人口由１７２４５万增加到３４３０１万,增长９８．９%,成为中国乡村人口转移和人口城市化进展最快的时期,市镇人口从所占比例１７．９%上升到２８．６%,１６年间升高了１０．７个百分点。
１９９９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及指数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２２１０．３元,(１９７８年＝１００)指数为４７３．５;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５８５４元,(１９７８年＝１００)指数为３６０．６。
此外,由于国民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总体消费结构和替代性消费结构也发生重要变化,趋向现代消费模式转变。这客观上推动了消费,对生产形成强有力的刺激和需求,推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即便目前中国人均消费水平仍旧不高,但预示着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有待开发。
１９９２年以来中国产品生产能力迅速扩大,市场供求关系也逐渐从卖方市场过渡到买方市场。据国内贸易部等单位对全国６０９种主要商品供求情况分析,１９９７年上半年市场供不应求的商品只有３２种,占５．３%,大部分是农副土特产品,主要在城市市场;供求基本平衡的５４５种,占８９．４%;供大于求的商品３２种,占５．３%。在４４３种工业消费品中,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均为供过于求或供求基本平衡。
进一步开发新兴的中国市场已显得十分迫切。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温饱型向小康型生活消费结构变化特征明显(见图)。
１９９６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达１５７２．０８元,比１９８５年增长近４倍。农村消费品市场容量日益扩大,１９９６年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１０６２６亿元,比１９８５年增长１９．６倍。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村居民的消费分析表明,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活消费支出相应上升,恩格尔系数从６５．８８下降到３９．９４,购买力水平差异非常明显。
按１９９６年末乡村人口８６４３９万人推算,可以形成约２．５万亿元的购买力;按２０００年农村实现小康目标算,又可增加７０００多亿元的购买力。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差距,１９９６年东部地区农村居民购买力水平达３６８２元,中部地区２２２３元,西部地区仅１７０１元。１９９９年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为１８８７．６２元,人均现金支出为１７３２元,因此对农村市场的开拓应采取梯度发展战略。同时应当大力推进政府主导的以农村供电、供水、通讯和村级公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的“新农村运动”,促进农村消费。
１９９７年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连年下滑,１９９７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４．６%,１９９８年增长４．３%,１９９９年增长３．８%,２０００年上半年农民现金收入仅增长１．８%。有人提出,农民收入增长只能寄希望于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和农村人口的大量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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