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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快速实现人口转变的原因
在前面的分析中，实际上多少已经涉及这里的主题。在一般的分析中，社会经济因素和计划生育因素被看成是中国初步实现迅速的人口转变的两大基本因素。
社会经济因素起着基本的作用，而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正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实现对人口转变过程的干预性影响，并使之通过生育率的转变来引致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一些研究证实，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人口控制因素对于生育率的影响是一种下降的趋势，而社会经济因素对于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却越来越明显，而且主要表现为一种直接的影响。
也就是说，"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的重要性开始引起我们的关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丝毫没有否认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
林副德、刘金塘通过对1982年和1990年两次普查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控制因素对于总和生育率的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的模式和强度都在改变。从影响的强度来，1982年人口控制因素比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强度更大。到199o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人口控制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有所下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于生育率的影响超过了人口控制对生育率的影响。从影响的模式看，人口控制因素对生育率的直接作用要大于社会经济因素，1982年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直接影响为0.259，间接影响为O.44，直接影响是间接影响的3／5左右。中国生育率的迅速下降被看作是超经济强控的结果。到199o年，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直接影响提高到0.491，而间接影响下降到0.224，直接影响是间接影响的2倍多（参见表1）。
顾宝昌早期的分析也说明了这一点："把中国的情况（指生育率快速下降的事实--引者注）看作是一个单纯依靠计划生育导致生育率下降的例子，低估或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相反，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国30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刊年代以来的生育率下降创造了条件，铺平了道路。"③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体现的。毫无疑问，主观的努力术能超越客观条件的限定。社会经济因素不仅直接通过对人们社会角色及角色意识等非计划生育变量的影响来影响人们的生育需求和生育决策，而且间接地通过对计划生育社会行为所需客观条件的限定来影响生育率的变动。无论如何，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是基础性的，这种基础性作用不仅表现在社会经济因素对计划生育具体条件的限定及执行效果的影响上，而且在不推行计划生育群众性运动的时候依然会对生育率变动产生重要影响。
历史经验证明，生育率随社会经济发展而下降。就生育率与收入的宏观关系而言，大致是反比例变化的关系。从长期的趋势看，收入越高、现代化程度越高的人们会倾向于少要孩子。这样，与"贫困产生人口"的著名命题相对应，我们实际上可以概括出"富裕减少生育"
的命题。但是要注意，不是高收入本身，而是高收入给人们带来的变化才使生育率降低。此外，人均收入和生育率的关系因收入的绝对水平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如果人均收入低于某一临界水平，那么收入水平的上升可能反而会带来生育率的上升。进一步地，如果收入高于某个"临界水平"，收入的递增则会诱发生育率的下降。这个’临界收入水平"的到来通常也意味着文化的变迁。换言之，人均收入达到某一临界值只是"冰山一角"，它必然同时伴随着深层面的文化变迁和观念变革。
然而，比较而言，生育率下降与另一种发展--社会发展--关系更为密切。也就是说，生育率下降是与教育、卫生的发展以及贫困程度的减轻紧密关联的。出生率下降与成人识字率和预期寿命的关系，比之宏观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更为密切。特别是，生育率自然而然的下降与人的发展尤其是妇女生存境遇和受教育状况的改善关系密切。妇女得到更多的良好的教育是降低生育率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因为良好的教育至少意味着：第一，有利于晚婚；第二，有利于提高避孕节育率；第三，赋予妇女以理想和参加工作的机会，使他们能够从单一的生育劳动中得到解放；第四，使得妇女能够更好地扮演好母亲的角色，并乐意在孩子的健康和教育方面花费较多的力量；第五，对降低疾病率和死亡率也有很大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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