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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持续发展的人口目标：实现亲生态人口规模的最大化
既然亲生态人口才是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人口类型，那么我们就要不遗余力地推进亲生态人口的发展和反生态人口的转化。可持续发展和人口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过程。人口的现代化本身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同时也是发展的目标和归宿所在。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既有亲生态人口的建设性力量的存在，恶（或反）生态人口破坏性力量的存在。两者的斗争和力量平衡状态深刻地反映了自然--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真实图景。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口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形态始终处在与可持续发展相匹配的状态之中。完成历史性的从恶（或反）生态人口类型向亲生态人口类型的转变，是当下的中国必须从长计议的伟大历史使命。
时代在呼唤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人口转型理论。这样一个理论框架至少应该包括如下的要点：（1）将尽可能多的人口纳入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教育体系之中。（2）将尽可能多的劳动力人口所从事的生产活动纳入绿色生态的经营之中；（3）将全体人口的消费方式纳入绿色环保的消费模式之中，譬如杜绝对野生动物的消费，亲生态人口对任何反生态的行为会产生负罪感。这种道德的力量才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完成历史性的从恶（或反）生态人口类型向亲生态人口类型的转变，是当下的中国必须从长计议的重要任务。但要完成这样艰巨的历史转变，必须树立系统工程的观念从所有的环节围绕"生态效益是最大效益"来做好文章。其中，广泛开展全民生态终身教育体系和生态经济的发展体系是重中之重。要从生产、消费、活动和排污等诸多环节全面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效益观，以此来指导我们的行为。
这里，笔者侧重生态宣传、生态管理和生态建设这几个关键的环节来讨论如何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生态优先和协调发展的理念问题。
首先，要大力开展有效的生态教育，建立起全民终身的生态教育体系。生态教育的宗旨是传播生态知识，树立生态意识，培育一代又一代的亲生态人口，实现亲生态人口规模的最大化，最终则是为了促进生态的平衡和发展，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
生态教育的核心理念和所遵循的最高价值是：21世纪的人类行为都要集合在"生态效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底下。无论是个人的行为、厂商的行为还是政府的行为都必须服从可持续发展的这一基本原则。在我的认识中，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效益观不仅是综合的--包括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且生态效益的重要性要大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我们所追求的经济效益必须在维护必要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来实现，也只能在这个前提下来认定经济效益是中心的思想。这就是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任何将经济效益凌驾于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之上的做法都是与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追求背道而驰的。
生态教育要两条腿一起走，一方面是正规的学校知识教育，目标是学习人口；另一方面是非正式的全民生活教育，目标是全体人口。这方面中国大有文章可做。国务院早在1981年就颁布了《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中小学和幼儿园中普及环境保护知识"。可是，规定的落实却不尽人意，众所周知，正规学校的环保教育并没有引起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足够重视，不少中小学和幼儿园环保教育几乎是个空白。生态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培育亲生态的善念，消灭反生态的恶念，并且引导人们科学地开发资源和利用自然的恩典。譬如，瑞典被称作世界一流的环保典范国家，其成功的一个奥秘就是将环保教育扎根在儿童心中，使之成为人们素质修养中最为平常的组成部分，然后化为全体国民自觉维护生态平衡的良善行为。
自律和他律的力量结合是培育人类生态素养的不二法门。自律不完全是节欲，而是在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前提下实现人类取予相衡的道德准则。现在的问题是是他律弱，自律更弱，结果导致反生态的力量急剧膨胀。培养自律的精神和风尚只能通过持之以恒、广泛多样的生态教育。
让我们欣慰的是，各地都在为培育新一代的"亲生态人口"作出努力，譬如首批绿色江河计划志愿者已开始在可可西里索南达杰站开展科学考察活动。绿色江河计划将在今后的5年中向全国招募150名志愿者，经过短期培训后，每年分12批选派到海拔4500米的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工作。每一批工作1个月，主要任务是协助当地的反偷猎行动和科学家的野外考察，对周边地区的游牧民、青藏公路沿线的居民、学校、道班、兵站及过往的游客，开展环境宣传、环境教育和培训，以及保护站的管理和设备的维护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环保志愿者的高尚行为将为扩大亲生态人口的规模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
宣传是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给反生态人口另谋出路，在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下另辟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只有从观念和行为两个层面上同时做好文章，才可能培育出真正意义上的亲生态人口。譬如，专家们指出，为了预防 日趋严重的沙尘暴，有关部门必须停止向沙漠要粮食、要燃料、破坏沙漠生态系统的行为；停止劳动力移民，实行科技移民；封育植被覆盖率较高的草原，严格控制沙漠边缘的土地开发；尽快治理绿洲内的零星沙地，通过控制人的行为来达到控制沙尘暴的目的。只有综合治理，才能大见成效。
其次，严格根据法律来进行生态管理，生态投资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管理投资和人力投资。科学的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态管理其唯一的宗旨是依法管理、规范、约束和引导人类对于生态环境的行为取向。当然，生态管理和生态教育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比较来说，生态管理更侧重行为层面的规范，所以其任务应当是将任何反生态的行为消灭或者说转化在初始状态，努力实现反生态人口规模最小化的目标。
生态管理必然涉及对人们活动方式、消费方式、生产方式和排污方式的指导和约束。任何反生态的行为都是生态管理需要惩罚和减少的对象，而任何亲生态的行为都是生态管理需要鼓励和发扬的对象。因此，生态管理的真实目的就是引导人们的上述行为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去运作。从而实现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目标。
环境保护和脱贫致富或者说经济发展的矛盾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也是有效的生态管理经常遇到的棘手问题。下面这个案例再次说明了人类的自利性往往是个体的行为，而人类的利他性往往是组织的或者说是社会的行为，这样的矛盾没有合适的生态教育、生态管理和产业引导是很难杜绝的。
生态学告诉我们，湿地具有调节水分循环和维持湿地特有的动植物栖息地的生态功能，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自然环境的"肾"，是地球上最具生产力的生命系统之一，富有的湿地可以生产出同面积麦田8倍的产品。为了彻底改变西安及西安周边自然环境，西安市将在城区以北建立泾渭湿地自然保护区，以使这块湿地环境得到恢复、保护和改善，形成新的湿地生态平衡体系，为区内140多种、数万只鸟类营造一个欢乐的家园。泾渭湿地自然保护区位于西安市区以北约20公里处，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建设范围包括灞桥、未央和高陵两区一县的泾河、灞河与渭河交汇区域。区内植被种类多样，是水禽重要的栖息场所，其中国家重点保护的鸟类有灰鹤、黑鹤、大天鹅、丹顶鹤、鸳鸯、大鸨、金雕等20多种。令人痛心的是，这块保护区正在遭到挖沙活动的破坏。在位于西安市东北的渭河、灞河交汇处，在沿河不到两公里约10平方公里的湿地上，竟有大大小小10余台挖沙机、挖沙船。原本应该是一片芦苇荡的湿地，已被挖沙机全部破坏。
由于人类活动特别是近年来人们疯狂挖沙，使湿地面积急剧减少，造成的直接后果是，鸟类繁衍栖息的生存环境被破坏，为了取食，鸟类不得不接近人类生活区域，从而造成鸟类的数量急剧减少。据测算，整个湿地区域原本可使西安市区地下水储量年增加15％以上，但是，近年来的非法挖沙使湿地表面的植被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湿地涵养水源的功能随即消失。联想到西安市1996年那次水荒，记者呼吁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保护泾渭湿地的具体措施，打击非法挖沙活动。如果说，泾渭湿地就是古城西安自然环境的"肾"，那么，挖沙将把这个"肾脏"挖掉。3
再次，不仅要进行生态保护，更重要的是要进行生态建设。无论是人类自身还是浩瀚的自然界，都是处在发展变化中的，而在两者之间能否建立起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对于可持续发展来说的确是休戚相关的。生态建设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在亲生态人口和资源环境之间建立起多层面的、开放式和建设性的互助双赢关系，使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通过生态投资来获得人类永恒的福祉。令人欣慰的是，加强生态建设已经成为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举措，譬如，退耕还林还草的亲生态行动已经在黄河和长江中上游地区全面铺开。
生态建设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增进生态资本而不仅仅是保有，这是强持续发展的边界性要求；另一个是将日益增加的生态效益及时、有效地转化为社会效益（如消除贫困、实现公平等）和经济效益（如脱贫致富和增加产值）。总之，是要通过增进生态资本来促进以人为本的社会经济发展。具体来说，我们必须逐步实施天人和合的发展模式、零值污染的产业政策、生态经济的生产方式、绿色环保的消费方式以及尊重自然的活动方式，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来推进人类和自然协同并进、双赢发展格局的出现。
经济利益的驱动是低素质人口反生态行为唯一正确的解释。古人讲的好：仓廉实然后知礼节。在生计无着的情形下，反生态的行为是很难杜绝的。利益的诱导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民本主义思想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中的新诠释。譬如，各地通过发展生态经济，同样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的道路，而且是可持续的。这样，在产业政策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最最首要的原则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效益观，并以此来衡量我们工作和生活的一切。将反生态人口固有的生活方式打破，将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连结方式更加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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