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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里重新认识"人口"
时下学界一致认为：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相应的人口环境和人口条件，不考虑任何人口因素作用的发展模式都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但人口因素到底是通过什么机制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人口是什么？在传统人口学的视野里，人口是统计学总体的概念。但我们不难发现：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里，人口的丰富涵义早就超越了统计学的界定。在人口生态学和人口社会学的视野中，人口不是简单的统计学总体的概念，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的集合，所以我们不能被人口数量的表象所迷惑，而必须看到人口数量背后"人"的存在。直言之，"数"是人口的表象，"人"才是人口的实质。人口是人的集合，人又是欲望的存在物，因此人口在整个复合的生态系统中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力量形态。但力量本身是一个中性的字眼，实在的人口所表现出的力量影响一定可以得出价值上的判断，譬如，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我们必须关注现实人口所表现出的历史影响力。当下的中国也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人口亲生态的力量来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就人口与生态的关系而言，是亲生态还是反生态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可谓是举足轻重。这两种趋向表明了人口的力量性质。毫无疑问，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人口力量必须是亲生态的。亲生态的最高理念是生态价值是最高的价值，生态小效益是最大的效益，生态问题是最大的问题。生态问题实际上是人类的心态问题和道德问题。什么叫道德？我们需要重新认识道德。对人的关怀和对自然的关怀并付诸实践，这是道德律令内在的双重规范。但关怀自然，归根结底是为了关怀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人，所以人是我们的终极关怀。
如果说传统人口学探讨的"人口转变"是指人口生命统计指标的转变，那么在人口生态学、人口社会学和人口经济学的框架里，笔者所说的"人口转型"说的是人口复合的生态-社会-经济-文化的转变。"人口转型"理论假说的提出要求我们超越传统的统计学的人口范畴，赋予人口以丰富的社会文化含义。
进一步地，人口对于资源环境的作用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取决于人口的生态素养以及人口的生活方式--譬如生产方式、活动方式、消费方式和排污方式，而凡此种种归根结底又是受人类的生态伦理观和人类的价值观所决定的。如果说人口压力主要是因为人口素质差，那么这种人口素质就是指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水平，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态知识和生态意识。没有丰富的科学的生态知识，对生态的价值以及实际的景遇就很难产生真正的认识，树立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生态意识--譬如，自然不仅是人类的朋友，更是人类的衣食之母和道德之父；人类只是处在生物链中的一环，但这一环越来越具有关键的意义，人口的增加和人类对自然非友好的价值和行为取向正在将人类引向可怕的未来，所以生态危机的意识实际上就是人类居安思危、敬畏自然的表现，等等。
笔者的研究发现：与其说是人口数量，不如说是人口素质--准确说是人口的生态素养--影响着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互动和运作。人口压力的本质是在什么样的生态伦理底下来规范人类对于自然的行为准则。人口数量发挥的只是一个加权的作用，却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人口对于资源环境影响的性质。
人数不多的反生态人口所带来的恶果却是非常可怕的。一旦亲生态人口的力量弱于反生态人口的力量，可持续发展就会遭遇巨大的挑战。这种负向的力量差和发展的不平衡在当今的中国可以说是在在皆是，触目惊心。地处长江中下游的洞庭湖在平衡全球生态环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92年，东洞庭湖被列入世界重要湿地名录；1994年，东洞庭湖19万公顷地域划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资源丰富的东洞庭湖却时时遭遇反生态人口的偷猎厄运。为什么偷猎屡禁不止？一个原因是风险小，偷猎十有八九成功，根据本文的说法就是亲生态人口敌不过反生态人口，具体原因是保护区面积大，而管理人员少而且装备落后--东洞庭湖保护区如此之大，以至于核心区就有100多万亩滩涂湖泊，却主要依靠两个管理站七、八个人守望，步行巡查，自然是防不胜防。另一个原因是有市场，利润高。在保护区附近的城镇市场，一些野生动物公开出售。2
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对自然的态度以及对我们行为的看法。从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来定位和思考人口的角色，笔者认为可以在理论上发展出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或者说类型，即"亲生态人口"和"恶（或反）生态人口"。
"亲生态人口"是指在实际的行为取向和价值取向中自觉地将维护必要的生态效益和以生态平衡作为人类行为边界的人群，而"恶（或反）生态人口"则是指其行为取向或价值取向是以生态破坏、资源枯竭、自然受损为代价来满足自身利益追求的人群。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居于可持续发展的中心位置，那么亲生态人口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建设性力量，而恶（或反）生态人口则是可持续发展的破坏性力量。进一步看，恶生态人口是在主观理念上就不把自然的价值放在眼里因而在价值取向上是反对自然的人口，反生态人口则主要体现在行为取向上与自然为敌的人群，也就是说有些反生态人口在认知上是承认自然的价值的，但由于贫困等客观条件所限而导致反生态的行为恶果。
所谓力量的转移就是要实现亲生态人口的保有和扩大，以及恶（或反）生态人口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向亲生态的转化。这种转移意味着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建设性力量的壮大和阻碍可持续发展的破坏性的力量的消解，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口压力的实际表现程度，这样的人口转型越快，人口的生态压力就越轻，而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就越强，所以绝对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小事，而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关系着每一个人实际的生存质量和中国有效的发展空间到底能有多大的战略性问题。
人口转型理论的提出说明了人口、资源、环境极其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决定了人口对生态的压力并不是简单地决定于人口的数量--规模或者密度，而是更多地取决于人口的生态素养和生活方式（主要包括生产方式、消费方式、活动方式和排污方式这四个方面）。这一理论告诉我们，在人口持续增长和过剩人口继续存在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依然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关键一是要转化人口的力量存在的形态，二是要要将人口亲生态的道德倾向转化为推动生态经济发展的建设性力量。
恶（或反）生态人口类型向亲生态人口类型的转变是一个艰巨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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