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车轴村历史上的贫富变迁和现在的贫富分化除了传统原因制约外，还存在着一个「工资经济」的解释。在一个基本依靠农业，工商业与市场都极不发达的较贫困的农村社区，存在着一定数量依靠国家工资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城镇户口职工。他们或参与农村社区生活和农业生产（相当大一部分是「工资农民」），与整个社区有着天然的、无法剥离的关系，工资收入在社区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成为支撑（或部分支援）某些家庭的经济力量；或与农村居民结成联邦制家庭，对农村母家庭有钱款支援、资讯输达、代管子女教育等多种回馈行为。 　　

（二）「跑北方」的女性

　　解放后，江边一带的自由移民完全中断，群体和个人的自由流动随之消失，仅有不多的人物出去参加工作。──当然，这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移民了。然而，惟一的这个脱离农村户籍的途径也完全是在政府的支配安排下。直到「文革」结束，国家控制才逐渐松弛，村民获得了很大的人身自主，仅仅只是几年的变化和调整，又开始有了往外流动的人口。应该说，这类正在发生的人口流动，仍然可以纳入到广泛意义上的「移民」范畴。

　　最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政策变松后，偶有一些做生意的江浙人来到江边。在当地人看来，这些外地人见多识广，穿着又光鲜华丽，于是很快吸引了一些年轻女性的目光；而在这些外地人眼里，江边姑娘老实厚道，肯吃苦，也较为中意。于是，两厢情愿，陆续有姑娘嫁给他们。村民告诉我，最早来的几位江浙人先是与吉皆乐二社常康全家攀上了亲戚，（常康全父亲是国民党兵，解放前跑到车轴落籍。）靠上这层关系，他们陆续在车轴找到媳妇。最早嫁出去的姑娘是吉皆乐二社苗族郑国繁的女儿阿石头，这是一位很有主见、胆子大的姑娘，她第一个吃了螃蟹。阿石头第二年回来时穿着讲究，还带来了让村子里女性振奋的消息：「北方好，生活远远比这边好。」于是，随阿石头来的两个浙江人也顺利地找到了媳妇。到1985年左右，吉皆乐一、二社甚至让人感觉天天都有姑娘远嫁外省，于是被人讥讽为「跑北方」。（江边一般把较远的外省笼统称为「北方」）

表2：车轴村远嫁外省妇女各社统计表　（单位：户、人）

统计	村庄	整个车轴	满库	迪古	吉同乐	吉皆乐一社	吉皆乐二社	吉同乐二社	吉同乐三社	吉同乐四社
1982年户数		370	61	66	79	32	25	35	32	32
外嫁人数		73	2	1	9	25	20	5	0	11

表 2 几点说明：

1. 本表仅严格统计嫁到外省去生活者，嫁给到中甸务工的外省人但仍在中甸生活(最近两年增多)及嫁到外地州者概不列入。

2. 由于外嫁行为高潮是在1985年左右，现户数早已增加，故笔者选取了1982年人口普查的权威户数及人口来统计，这样能尽量构拟当时的实际状态。

　　上表中清楚看出外嫁行为主要发生在吉皆乐，其中尤以一、二社为最。这与两个社相对贫穷，年轻女性想通过婚姻改变命运有直接关系。另外，这七十三位外嫁妇女中，苗族占三十六位，达到一半，剩下的三十七位里，四外籍又占了十多个，故当地人戏称的「苗族四外跑北方」也有一些道理。

　　刚开始，这些外省男性确是为找妻子而来，早期一般是由已嫁出去的妇女和已在这边找到妻子的外地男性领来。有意思的是，庄孔韶在福建黄村也发现，当地因重男轻女导致性比失衡，另外也因彩礼苛重及婚礼费用太大而外寻妻室，亦有从西南一带远娶者8。来江边找妻子的很多外地人也有着同样的囿因。但到上世纪80年代末，由于有利可图，渐有拐卖妇女行为发生。笔者调查，车轴村现已确认失踪的有七人，另还有个别外嫁女性没有回过娘家也没有来过信，基本上可以与失踪画等号。90年代，拐卖妇女现象在全国各地均有蔓延。1994年、1995年国家严厉打拐，公安系统相应增加防范，加上社区已有多起拐卖案，民众警惕性非常高。这样，拐卖人口现象才基本得到制止，「跑北方」的风气也随之逐渐淡下去。

　　当然，1990年以后也陆续有妇女外嫁，但一般是本地外嫁妇女回乡领出去。当事者很审慎，父母一般还会阻拦，如果外面的诱惑对女儿实在大，也一定要求男方先过来相一面。另外，民众观念也开始转变。他们甚至告诉笔者：这么远来找媳妇，还不是因为在当地家境贫困、个人条件差，我们的姑娘怎么能随便嫁出去呢？！确实，这一时期的外嫁女性有很多是智障者，当地人又这样说：「我们这里不要的才被外地人捡了去！」

　　当地民众都看不起外嫁女儿的家长，讥讽说是为了几百块钱卖女儿。由于外嫁妇女中苗族占多数，事实上这又成了其他族群加重对苗族歧视的例证。1985年左右，车轴村苗民约为五十户，外嫁妇女就有三十六位，比例确实相当高。在吉皆乐一、二社，几乎每户苗民都有女儿嫁到外省，有些家庭甚至达到三四个，二社郑国繁甚至五个女儿都嫁到外省。这样的事实对苗族的认同会造成影响吗？毕竟苗胞给外人的印象是族内通婚。不过，在苗族看来，外省人虽然也是汉人，但外嫁女儿和与本地其他民族通婚不同，因为前者不会直接对当地苗族族群的血统和认同构成影响。这一种现象姑且可称为族群认同中的「远亲近防」原则：一族群与遥远的它族群之间界线往往模糊，并且可以想象两者之间的亲近关系并付诸联姻等行为；但在与自己混杂居住关系密切的外族群之间，却因经常发生各种影响，感受到压力，恰恰需要加固彼此的界线。不过，这也从反面表明苗族并不是严格地不与外族通婚，互不联姻的主要原因还是外界歧视加固了族群界线所致。迪古和万举就得意地告诉笔者，只有苗民才往外嫁女儿，我们纳西就没有。但调查却证实，纳西族外嫁妇女也有十四位，不过从人口比例来说相对要小得多，并不像苗民那样，大量女性外嫁甚至对性比都造成了一定影响。

（三）讨生活的外迁户

　　解放后，国务院分别于1956年、1958年颁布《建立户口制度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此，版籍森严的户籍制度建立并逐渐完善9。这从根本上限制了人口流动。除了因毕业分配、招工招干、军人转业等不多的途径，农村户口的居民几乎不可能迁徙到城市。即使农村之间，除了一些特殊原因由政府指令搬迁，似乎就只有男女婚娶才能成为一个合法的迁徙理由。由于居民流动少，人员交际圈小，婚姻圈也就不断缩小，传统的一些婚娶路线消失，人口流动性也随着大幅度下降。村民告诉我，集体时出一趟门都要在生产队交假条，并且还要开证明带粮票，这样，要找个媳妇还不就在江边。以前民家人都跑到大理、剑川去找媳妇，解放后哪有这种可能？！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政策松动，农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整个社会层面才重新有了人口流动的可能。到90年代，农民离开乡土往外迁移更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从广义上看，这也是一种移民行为。在车轴村，除到外地参加工作和女性外嫁，这也算是新近出现的外流移民。

　　传统中国社会把农民迁徙看成是当地生活贫困的结果，也就是说农民是迫于无奈而迁移的。以此观点为基准，历代政府总是把移民和人口流动当作不稳定的因素10。上世纪90年代今天也有学者提出「警世恒言」，认为外出打工现象值得警惕，因为从历史上看，流民潮的出现往往是不祥之兆11。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迁徙问题，李普顿（Michael Lipton）提出的「农村沙漠化」理论颇能说明问题。该理论归结为以下几点：一、人口外出必然造成农村中最有活力、最有技术、最有革新思想的人才流失，农业变得更为落后、松散，农村社区的自我维持能力也会减弱。二、外出者虽然会向农村寄回钱物，但数目少，作用不大，并会使居民产生依赖感，还有可能把所汇回资金用于仪式性的、炫耀性的消费，而不是进行生产性投入。如这样，则对农村发展没有任何贡献，相反还增加了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另外，如果汇款用于投资而非消费，那多半也是被已经富裕起来的村民利用，他们会变得更富有，这样相反会更加剧农村内部的不平等。以上事实也会促使外出村民回来投资家乡的行为逐渐减少。三、人口流动导致城市因素向农村渗入，这种力量对农村是解构性的，会导致农村这个具有内聚力的、同质性的社会分化，甚至加剧不平等。四、农村输出人口都是年轻一代，这使得农村居民生育能力下降，从而造成人口随之自然下降，甚至出现「荒漠化村庄」12。事实上，内地很多地方已有这种兆头。2000年发生在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身上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李昌平于2000年2月10日含泪以一封题为〈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并被称为「建国以来监利县影响最大」的信上书国务院。里面赫然提到棋盘乡「全乡4万人，其中劳力18000人。现在外出25000人，其中劳力15000人」13，资料让人咋舌。

　　江边的情况当然没有这样典型，但至2000年人口普查，车轴村全家外出户竟有了九户14，而这样的情况以往是绝对没有的。包产到户政策放松后，江边人每到农闲都爱出去务工，当地沿用集体时的叫法称为「找副业」。这些人物多是在乡间头脑灵活，在县城及外地有亲戚朋友可以照应、依靠的年轻男性。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这类行为增多，但仍然几乎是男性，而且只是家庭个别成员利用农闲外出务工，一般鲜有超过半年者，──而现在竟一下子有九户全户外出。这里的外出户概念是彻底地出门：把家里的牲畜卖掉，把承包地租出去或干脆撂荒，房屋请邻居亲戚代为看护，总之几乎就是一走了之。这样典型的外出户在1999年才开始出现，变化确实是非常之大。

　　这是甚么原因呢，一位叫卢佳岭的农民对我说：「前几年这种事很少很少，出去打工的几乎都是男人，父母和老婆孩子留在家中。现在是把全家人一个不落全带走，好像是迫不及待要把农村的一切都扔掉，一点都不回头。我想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种田赚不了钱甚至倒贴。前两个月我去中甸，听说湖北省有一个叫李昌平的乡党委书记写信给朱熔基总理，那些地方是真没有办法才往外跑啊15。都是农民，我看了很难受。江边倒没有这么差，但再这样下去也很危险。李昌平那里种田刚能保本，我们这边今年种一亩小麦有五十到一百元的收入，这都不计算辛苦费，也就是说把农民的播种收割、田间管理全白搭进去。像我们吉皆乐一社，本来就田少，有些家庭儿女没有出去工作的，几弟兄都窝在家中。前几年国家政策就有规定，不用再依据每家的人口数重新调整责任田亩积，这样一来，像隔壁的王程东，四个儿子一分田，每家就一亩多一点，你就是在田上绣花也没有用。读过农高（指中甸二中的农业高中班）、脑子活的三儿子阿桑就带着老婆孩子到县城卖豆腐去了，我到中甸发现他至少比在村里日子好过。像这样的事也是今年（2000年）才普遍起来，应该说是逼得没办法了。吾竹那边出去的农民比车轴更多。像堆满四社，很多家都跑到中甸守收费公厕，现在大家称呼他们『厕所队』。──守厕所还比种田好！另外还有『建筑队』、『垃圾队』，都是一个村一个村跑到中甸，靠在工地卖苦力、捡垃圾维生。不过，话说回来，车轴再怎么也走不到李昌平那里的地步。总体上江边田地并不少，吃饭不会有问题，但家里如果有小孩读书、生个病甚么的就真没有办法了。前几个月斯勒一家傈僳族为了供孩子读书，把房子都卖了一所，但卖了房子后你还能卖甚么？！如果再这样下去，农村还怎么发展？！话说到头，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粮价继续低，农民还会不断往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