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首先感谢厅党委、厅政治部给我这次竞争的机会。 我叫梁俊友，1965年1月出生，1983年11月应征入伍，1985年9月考取沈阳炮兵学院，学习地面炮兵指挥专业，1987年7月军校毕业，历任学员班长、排长、代理连长、代理指导员、组织干事等职，1995年7月转业到省司法厅工作。 我申报竞争的岗位：第一志愿是公证管理处；第二志愿是律师管理处。我的演讲稿是按第一志愿准备的。不过，同是业务处室，在很多方面应该是相通的，而且我在律师管理处还工作过一段时间，我想，如果我能胜任公管处的岗位工作，那么我也同样能够胜任其他业务处室的岗位工作。 我认为，作为一名业务处室的领导，要担当起岗位职责，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足够的专业知识；二是一定的理论水平和文字功底；三是相应的组织、领导和管理能力。而我则已经基本具备担任所竞争岗位的能力和条件。 首先，在业务方面。1988年初，也就是我从军校毕业半年后，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我参加了云南省高等教育法律专业的自学考试，三年的学习内容，我只用了二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自考的全部课程；1997年9月，我又参加了中央党校政法专业本科班的函授学习，1999年底完成学业。1992年8月，还在部队服役的我，参加了第四次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以二百六十四分的成绩，一举取得律师资格。现在，本人已经取得了所有由省级以上司法行政机关考试、考核授予的法律服务方面的资格，这些资格是：律师资格、公证员资格、涉外公证员资格、基层法律服务者资格。在省厅机关中，同时拥有这四个法律资格的只有两至三个人，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位。我是一个半路出家者，这些文凭和资格的取得，不仅详实地记录了我寻求知识的足迹，也表明了我有资格、有能力担当起竞争岗位的业务工作。 第二，在理论水平与文字功底上。我认为，理论水平与文字功底是衡量一个人工作能力大小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尺码；文凭、资格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一个人的业务水平、工作能力，但文凭、资格并不代表或等于一个人的能力，只有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并被实践所证实，那才是真正的能力。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到司法厅工作的五年间，我在边工作、边熟悉业务、边参加中央党校函授学习的同时，还抽出时间撰写了一些文章，《公证与审判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比较》、《依法行政，难在哪里？》、《发展中的云南公证》、《公证大走笔》等十数篇（条、幅）公证理论文章、公证宣传文章或杂文、消息、信息、图片等，先后在《中国司法》、原《中国律师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其中，一万多字的《公证大走笔》全面系统地宣传、介绍了公证的性质、地位、职能作用、法律效力等，被一省级报纸以一个整版进行了刊登。几年来，不论是公管处还是公证员协会，只要有重大活动或重大工作事项，我都是主要执笔人之一，撰写的材料，受到领导及基层的一致好评。 第三，在组织管理方面。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只懂业务、只会写文章是不行的，还必须具有相应的组织、领导和管理才能。俗话说：“主将无能，累死三军”，这个“能”，就是组织、领导和管理能力。就我而言，从进军校的那天起，一直到转业前，近十年的时间，我一直在从事具体的组织、领导和管理工作，手下最少的时候也有十几人，多的时候达一百多人，管理的内容，从吃喝拉撒睡到穿衣戴帽，可以说，没有不管的，甚至连战士谈对象的事也要管。正是这种实实在在的、具具体体的、长达近十年的、直接的管理实践，使本人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组织、领导和管理经验。从成效上看，在这十年间，我所带领的连排班，几乎年年被上级评为先进单位。1992年初，我参加了由军区组织的为期四个月的政工干部培训，具备了一定的做政治工作的能力。1999年，我被借调到省政法委综治办工作，由于综治办既要与地州市打交道，还经常与四十多家厅局级成员单位进行联系，在综治办工作的一年里，我的组织协调能力有了新的提高，我的工作得到了省政法委及综治办领导的充分肯定。
关于下一步的工作打算
我在公证管理处已工作了五年，在这五年间，公管处的所有岗位，诸如组织、宣传、业务、内勤等，我几乎都干过。可以说，不管是哪一个岗位，我不仅胜任，而且游刃有余。以我对公证制度、公证法律知识、公证理论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以我对我省公证工作的发展历史、发展现状的了解和认识程度，以我对公管处各岗位工作的熟悉与熟练程度，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公证工作到底该抓些什么以及如何抓好这些工作，应该说，我是比较清楚的。但我今天所竞争的是一个副职岗位，我认为，作为一名副职，最首要、最根本的是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支持、协助正职做好工作。我曾是一名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我是一名党员，听从组织是我的职责。请组织放心，不论我能否在竞争中获胜，我都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一如既往地支持本处室的工作。当然，摆正位置，并不等于被动地服从和执行，而是卓有成效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我认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公证工作应着重在“深化两个改革，促进两个发展”上下功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