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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及其质量，是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实现更大发展的主要瓶颈。据有关研究分析和测算，目前我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为４．５年。很多民营企业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继续向前发展，大都感到“力不从心”。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企业内部治理及其结构面临严峻挑战。实际也是企业内部治理及其结构不能适应发展需要的挑战。它表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及其质量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民营企业实现更大发展的主要瓶颈。能否有效克服这个瓶颈，将是我国民营企业能否迅速成长和发展的关键。从这个角度看，今后几年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和企业间的竞争，将主要不是技术和产品乃至市场的竞争，而是企业治理结构及其治理质量的竞争。
一、民企要“脱帽”
主持人：在中国每天都有无数新生力量：民营企业正在成长。成长企业百强榜正好体现了这点，过去三年中，中国最具活力、成长最快的企业也都是来自民营企业，在表象背后，我们的民营企业真的成长了吗，成长后的民企会再是“私企”吗？
郭凡生（慧聪集团总裁）：我们从中国大量民营企业做不大、做不持久的现象中怎样破解当中的问题呢？这应该是我们企业家应该讨论的重要方面。到底中国企业缺什么？缺钱吗？我们看到很多有钱的企业破产了，很多没钱的企业却成长了，说到底还是制度的问题。我认为国有企业的垮掉和今天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不仅是人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所以民营企业要想取得持续的发展，一定要考虑自己持久的制度创新。
吕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外有一位学者曾经专门研究过华人家族企业的组织形态，得出的结论是华人企业普遍做不大。分析原因，主要是华人家族企业对家族以外的成员缺乏信任机制，产权结构局限于以血缘和裙带关系为依托，缺乏社会资本向企业集中的机制，华人企业的不同所有者经营者之间缺乏按企业和抉择合作共事的文化传统，缺乏资本集中所要求的人际关系的凝聚力。
牛根生（蒙牛集团总裁）：作为去年成长企业百强的冠军，我感觉到我们所处的时代和阶段是一个高速成长的时期。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也就像日本、韩国、台湾前二十年那样的阶段，那个时期有很多好的企业，以高速的发展取得了今天的业绩。但作为民营企业我有自己的切身体会。我的企业是私企吗？是哪个个人的吗？不可能。这次在ＡＰＥＣ会议上，我说我代表一百万奶牛在参加会议。虽然我的企业小，但是我代表的人数多。
二、成长的瓶颈
主持人：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面对新的政策，作为民营企业存在一些什么样的发展瓶颈呢？
刘迎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新一轮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高潮即将来临，企业间的竞争也将变得更加激烈。随着“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和“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等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的逐渐兑现，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和法制环境问题将让位于企业内部治理及其竞争力大小的问题。过去那种靠钻国家政策和法制不完善的空子敛财的现象将大幅度减少，企业的发展将更多地依赖于自身的竞争力和成长力。这时，企业竞争力、成长力和发展力上表现出来的差别，将不仅是技术、产品和市场等方面的差别，而且是企业自身治理结构、治理质量与治理水平的差别。
我认为，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及其质量，是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实现更大发展的主要瓶颈。据有关研究分析和测算，目前我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为４．５年。很多民营企业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继续向前发展，大都感到“力不从心”。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企业内部治理及其结构面临严峻挑战。实际也是企业内部治理及其结构不能适应发展需要的挑战。它表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及其质量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民营企业实现更大发展的主要瓶颈。能否有效克服这个瓶颈，将是我国民营企业能否迅速成长和发展的关键。从这个角度看，今后几年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和企业间的竞争，将主要不是技术和产品乃至市场的竞争，而是企业治理结构及其治理质量的竞争。
刘光溪（上海外贸学院副院长）：在新形势下我们企业需要制度的竞争。我认为我们法制的核心在于行政法制化的建设，在于把权利真正纳入到一个以法来归置的社会框架里面。所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我们应对来应对去，最好的应对是什么，是政府职能转变过程当中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我们企业家第一竞争力的源泉。为什么要加这句话，我们看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一个国家生产的什么东西的竞争。所以我说，制度创新是我们所讲的第一竞争力。而我们给民营企业的却是没有制度的竞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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