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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中国人大开眼界的是手持火与剑的西方殖民帝国主义者。他们在用火炮打开中国东部大门并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罪孽的同时，也给中国输入了商品生产方式。这就使商品生产方式蒙上了一层血衣。这层可怖的包装给传统的中国人造成进一步的错觉：即商品经济就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种认识上的误差使饱受西方列强压迫的中国人在感情上很难接受国民经济向商品经济，继而市场经济的转变的抉择。相反，西方人在东方犯下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罪案，更使中国人钟情本民族文化中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资源配置原则，并按这个原则来理解后来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一认识偏差直到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之前都没有得到根本的纠正。
太平天国及洋务运动失败使明清以来的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运动进入第二阶段。甲午惨败，使中国学人自南宋灭亡后再次有了丧权辱国的体验，并被迫再次反省。中国学者在痛苦中意识到，排斥外来思想，封闭锁国不能自救，自此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进程开始面向世界，希望从西方寻求中国解放的新力量。这个过程一开始就分为两种路线：一是学习西方的物质手段以加固封建政体；另一是学习西方物质和文化手段以变革封建社会。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光绪帝为首的近代改良派，后者的代表人物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民主派。双方斗争最终在袁世凯复辟中双双败北。幸好，袁世凯封建复辟只是一次仅有八十三天的回光返照。此后，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进程出现再次飞跃，其特点是：西方的进步思想与中国实际结合。这种结合标志着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运动日益走向成熟。
袁世凯复辟失败后，中国出现分别代表两种前途的力量：一种是军阀封建势力，另一是中国民主派力量。双方为了不同的政治理念，展开了殊死的斗争。这种斗争到1919年发生了质的变化：苏联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登陆。孙中山适应这一历史潮流，实行新三民主义，极大地唤发了中国民众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热情。人民站在民主派一边，民主派北伐取得了胜利。
但是，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民主派不同，当时中国的民主派已分别隶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与中国官僚资本的现实相结合的思想体系，一种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穷苦农民和工人的革命要求相结合的思想体系。它们的政治代表，前者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后者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北阀结束后，中国开始出现外来思想在两种力量的斗争中扎根于中国的历程。一方面蒋介石用东方人习惯的方式来实现孙中山放弃了的旧三民主义；毛泽东也用中国人习惯的方式来实现“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传播的社会主义。结果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在中国获得胜利。其间，共产党经过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和1934至1935年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痛苦经历中进一步解放思想，终于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打败了国民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开始经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进程中的最伟大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人民通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探索，使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从理论、运动、转变为开放和富有活力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建国之初，中国广大个体农民很难用西方人习惯的理性思维来理解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核，很难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保证人类社会日益实现社会化，特别在生产资料领域实现社会化的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设计了一种“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模式来容纳未来将出现的社会所有制。然而，所有这些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磁场中变了形。我们废除了私有制，却长期且大量地保留着国有(国营)所有制，并把国有制视为不能变更的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我们把外延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大工业”理解为“社会化”经济的理想形式。社会主义消灭剥削的主张，在中国传统的思维定势中曲解为“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小农式憧憬。一句话，多数中国人当时很难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及其高级形式即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相反还有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的经济形式。这种认识偏差在“文革”中被推至极端。当时所谓“刘邓路线”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内主张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道路的人们所推行的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富国之路。“文革”中，相当多的人都陷在传统的和“左”的偏见混合造成的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中不能自拨，他们在批判商品经济的同时，使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回到“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体制之中。老庄思想中“绝圣弃智”的主张在“文革”中变为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大规模改造运动；儒家的忠君观念在“文革”变为对全国亿万人的表忠心活动。当时，流通领域经济活动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消费品平均分配，剩余全部上交国家，以致中国经济几乎走到崩溃的边缘，中国再次与世界拉开了距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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