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大学生，权力，权利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鲁迅。《头发的故事》。）

　　2001年辽宁师范大学美术系王正、王庆、李明三位男生因留长发被学校拒绝进入教室一星期。因为该校《美术系学生违纪处理条例》第六条规定“男生留长发者”，“视情节，给予全校通报批评，直至勒令退学”。王庆同学称，他在九月十日被校方通知“必须先理发后上课”，自己被剥夺了一个星期受教育的权利。而王正同学则是在听到学校规定后，将长发做了修剪，但由于仍不符合规定，十二日在“剪发就上课，拒绝就停课”中选择了后者。据美术系九九级的一位姓杜的辅导员介绍，全系原有七八名男学生留有长发，经教育，只有这三人同学不执行规定，她认为男生留长发有悖大众习惯，影响本校学生的文明形象。随后，据报道，三人不得不剪掉长发，并开始上课，但他们坚持认为：留不留长发完全是个人的喜好，学校不应该限制。（资料来源于互联网“中国窗”（香港）。《辽师男生蓄长发惹争议》）。他们给《大连日报》“新闻110”打来热线电话，诉说此事。2001年9月16日，记者约见了这几名同学，并进行了采访，随后《大连日报》发表了《要个性美术系男生留长发 制条例学校方下令停其课（主题）几个男生称：宁被开除，不剪长发（副题）》的报道，又在以后几天分别发表了《学校：不是个性而是个别》、《读者来电各有说法》、《三名男生剪掉长发回课堂》和《不单单是头发的事》等5篇稿件。这一组连续报道，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资料来源于互联网“中国新闻研究中心”）。之后中央和香港的传媒对此也有报道，从而使得这个自建立50年来一直默默无闻的省属高校竟借着头发之势一时名满天下。

　　在中国，头发曾是一个严重的话题。我们的祖先把头发看得很重，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分毫。然而中国人的头发也跟中国人一样多灾多难。第一场灾难发生于十一世纪，当时的女真人建立的金政府下“剃发令”，是政治力量第一次的干预发型：要求身为高官的汉人头顶边缘剃光，只留下一小撮，然后梳成辫子，悬到背后。而小官小民，想剃也不能剃，因此这次剃发运动在历史上几被淡忘。

　　第二次灾难发生于十七世纪，也是女真人组成的政权，卷土重来，再下一次“剃发令”，这次是全民族剃发运动，汉民族的反抗惊天动地，女真族的镇压残酷血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口号声中，不屈者纷纷死于屠刀之下，血流成河，伏尸千里，终使男人的长辨子成了大清王朝的象征。

　　到了十九世纪，汉人对满人（女真人）的官定发式，再起反抗。太平天国辖下的臣民，一律恢复大汉衣冠。可惜这场护发运动，随着天国的覆灭而归于惨败。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叶，国父革命成功，才把清政府和辫子，同时连根拔起，扔到博物馆里。（参见：柏杨。《头发的故事》）。然而一些遗老如辜鸿铭等，依然拖着长辫安度晚年。

　　头发的劫难自十一世纪延续至今已历千年，纤弱的青丝，负载了它本不该承受的负重，到了二十一世纪该当偃旗息鼓悄然退场了吧？可惜辽宁师范大学偏偏要让我们再一次加深对头发的记忆，并接过鲁迅和柏杨两位大师的接力棒继续探讨这个沉重的话题。

　　我们且看这位杜辅导员的观点：留长发有悖大众习惯，影响本校学生的文明形象。第一，“大众习惯”是不是必须要遵守？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法律和学理上的依据。相反，保障个性和自由才是法律的宗旨。民国年间留着满清时代的辫子也与大众习惯不符吧？可是辜鸿铭老先生依然留着辫子掌北大教席。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宽容是现代文明的一条核心原则。诚如密尔所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待。”但是，“当社会作为集体而凌驾于构成它的各别个人时，它的肆虐手段并不限于通过其政治机构而做出的措施。”“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这是由于它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密尔。《论自由》）。杜辅导员祭起“大众习惯”的大旗，正是以“社会的暴政”阉割了个人自由和社会理性的命根。

　　第二，说“影响本校学生的文明形象”，无疑是把教育塑造成了一种“形象工程”。刻意注重外表，苛求传统规范，其结果是顾此失彼，忽视了对学生内涵和深度的培养与教育。长发、短发只是审美情趣的问题，不能以此作为道德判断的依据。把自己理解的“美”说成是“文明”，是以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与国际社会的霸权主义行径同出一辙。本文作者少习绘画，深感画家与画匠的区别正在个性之张扬。当然个性不一定要刻意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个性是“因”而非“果”。然而是因是果，外人常难判断，当事者本人也未必清楚。对于学校而言，是因是果都应予以尊重而不是扼杀，如果连这点起码的人文关怀都没有，何谈培养跨世纪人才！这样一种扭曲的教育环境，只能培养蠢才和奴才。北京大学容纳了辜鸿铭的发式以“兼容并包”而享誉；辽宁师范大学却是以留长发则停学而扬名。此二种境界高低立判，究竟是学生的长发令学校蒙羞，抑或学校的胸襟狭隘、观念陈腐和独裁专制使其恶名远扬，也是不言自明。

　　第三，泱泱我中华，悠悠五千载，我们华夏子民一直留长发，短发成为“大众习惯”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当年剪掉辫子，没有恢复束发传统，或与当时的世界潮流接轨。然欧美各国留长发的绅士举袖成云，何况有尊重个性的传统和个人本位的理念，整齐短发之举似不可能习自欧美，倒极有可能从我们的近邻日本处引进。穷兵黩武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整齐短发追求一统，恰好被我们的独裁者“洋为中用”。于是千人一面的背后，是奴役与服从。日本军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因为八年抗战而惨败，其短发文化却为我发扬光大，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武力进攻不成，就干脆从思想渗透的角度入手，这个日本版的“和平演变”战略，从宣扬大日本帝国的短发文化起步，可谓“随风潜入夜”，高明之极也可怕之极，斯不可不察也。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留什么发式，完全属于私权利的范畴，不是公权力应当介入的问题。关于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争论颇多。本文作者认为两者间主要是一种契约关系，同时高校作为经授权的行政主体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权。（参见：陈朝晖。《论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载《理工高教研究》2004年第3期）。从契约关系的角度出发，学校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学生；从权力-服从关系的角度出发，学校在法有明文授权的前提下才可以行使相应的权力。然而许多大学的现实是，校方一时心血来潮或者大脑发热，一个有关学生切身利益的规定就出笼了，学生只有服从的义务，其权利空间被强行挤占，这样的教育是畸形的，也是对法治的背离。而学生面临校方朝令夕改的突发奇想，就像被太监强奸一样-反抗是痛苦，不反抗还是痛苦。

　　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逐步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对等，以权利制约权力。因此，明确学生权利是高校法治建设的中心环节。确认和保障的学生权利的广泛性、真实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学生管理“法治化”的进程。

　　学生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公民，本身就享有宪法和法律确认的人权。同时，作为一个学生，又享有基于法律特别保障的权利以及基于与校方的民事契约而确立的权利。

　　《俄罗斯联邦教育法》第五章中，首先规定学生的权利与社会保障。其中学生的权利包括：接受符合国家教育标准的教育；在该标准范围内按个别教学计划进行学习；参加速成班学习；享受补充教育服务；参与教育机构管理；其人格得到尊重；信仰自由和信息自由；自由表达个人观点和信念。可见，该法对学生权利的规定是十分广泛的。

　　有关学生权利的立法，可以分为宪法-教育法与高等教育法-大学法（校规）三个层次。（参见：陈朝晖。《论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载《理工高教研究》2004年第3期）。我国《宪法》规定了广泛的人权，《教育法》在第四十二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一）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高等教育法》针对学生权利的规定十分粗糙，没有自成章节，仅在第六章中零星可寻，这是远远不够的。要实现学生管理之法治化，必须在国家立法中专章规定学生的权利。鉴于我国的国情，对宪法已规定的公民享有的人权，教育立法也应加以重申和具体化。同时要规定各学校的校规也必须明确写明国家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学生的权利。这么做并非画蛇添足，而是情非得已，因为没有哪个学校情愿告知学生其权利，却对宣扬自己制定的校规不遗余力。

　　具体而言，学生的权利既包括公法上的权利，也包括私法上的权利。

　　（一）接受教育和服务权

　　学生缴纳学费，与校方达成契约之初衷，便在于接受校方提供的教育与服务。因此这是学生最基本的权利，校方必须满足学生的要求，否则就应受到惩罚。比如日本《学校教育法》第13条规定：学校不授课达6个月以上的，主管部门可命令关闭学校。

　　目前我国存在的问题是，校方提供的教育和服务质量堪忧，即不完全履约。比如某音乐学院请不具备教师资格的研究生为学生上课，致学生音带受损。而在服务方面，可指摘者更多，突出表现在校方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对其聘用的勤杂人员不强化服务意识，令这些人狗仗人势，作威作福。

　　（二）休息权

　　在国外，休息权同人格尊严一样受到尊重。我国宪法也确认了该项权利，但高校管理者对此重视不够。例如有些高校要求学生晚上上自习，就是对学生休息权的践踏。此外还有在节假日召集学生开会、组织学生劳动等，都是违法行为。

　　（三）平等权

　　西塞罗把“使全体社会成员平等”作为法的目的，平等权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在学生管理中，其含义是：学生与校方工作人员平等的享有权利，平等的履行义务。而在现实中，管理者并不将学生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主体，而是视其为自己的奴仆，甚至可任由自己摆布和控制的私有物品。非法特权的存在必然导致非法的不平等，这是封建等级特权之流毒的一种体现。

　　（四）信仰及言论自由权

　　因价值取向、道德标准和审美情趣因人而异，且无整齐划一之标准，故学生之信仰选择及其表达自由当属个人私事，需加以尊重，只要其言行无违国家之法律。管理者可以将自认为“善”或“美”的界定号召或倡议学生遵循，但若这种号召或倡议进一步升格为强制，就属违法。强行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口径，其罪恶无异于强迫卖淫，后者出卖肉体，前者出卖灵魂。

　　（五）拒绝摊派权

　　当前，学校向学生摊派的情况十分严重。突出表现在许多学校不经学生同意而强制其购买本校教师购买的书籍。还有辽宁师范大学团委以资助特困生的名义，强制学生缴纳所谓“特殊团费”。此等巧立名目，不胜枚举。因此立法保障学生的拒绝摊派权是十分必要的。

　　（六）生活自由权

　　学生的衣食住行，完全是个人私事，校方不应横加干涉。生活态度、生活方式本身就是十分个性化的，没有一条绝对正确的标准，也不存在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在80年代，许多学校的校规规定不准穿牛仔裤，而今天大学教授将牛仔裤穿到课堂上也不足为奇。回想当年的铁律，在今天看来是多么幼稚可笑。而谁又能说今天看来也许被认同的约束，不会成为明天的笑柄？关键是这些问题无论看似合理与否，原本就不是法应当介入的。现在辽宁师范大学不允许留长发的同学上课，也是一种对生活自由权的侵犯。可惜不用等到以后，今天就攒来许多骂名。年轻人思想奔放，接受新事物较快，纵观历史，常常是他们领导生活理念的新潮流，而潮流是不可逆转的，法何苦自讨没趣？

　　（七）居所不受侵犯权

　　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因此居住安全是公民生活中最起码的一项权利，所以教育立法也应相应的规定学生的居所不受侵犯，明令禁止校方以检查卫生等名义任意侵入学生宿舍，除非具有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因为，宿舍的清扫、被褥的叠放以及墙壁的装饰等属于学生的生活自由，校方无权干涉。何况，未经学生允许侵入学生宿舍令学生的安全感得不到保障，同时可能会侵犯学生的隐私权等其他权利，因此必须依法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