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5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轻微的，可以调解处理。这从法律上规定了，公安机关在行使治安处罚同时，可以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造成损失或伤害的赔偿部分进行调解处理。司法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存在着久调不结和在程序上做法不够规范情形，常给人民法院审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带来困惑。笔者想结合审判实践，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诉讼时效认定、法院受理条件和责任认定三个问题，谈谈自己看法。
一、关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诉讼时效认定问题。
从《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规定上看，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以下称治安民事赔偿案件）诉讼时效有两种情况，一种涉及到财产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为两年，另一种涉及到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为一年。对诉讼时效期间计算本身而言笔者没有异议，但是在诉讼时效发生中断时，应如何计算和确认诉讼时效中断期间，正是笔者要提出来探讨的问题。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公安机关对治安案件涉及赔偿部分常常久调不结，也不宣告调解终结，或者没有做出裁决。在这种情况，当事人往往又向人民法院起诉。造成法院难以确定其行为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4条的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从提出请求时起，诉讼时效中断。经调处达不成协助议，诉讼时效期间即重新起算，┅”。这就明确规定了诉讼时效中断起算时间，既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请求时，诉讼时效开始中断；但是，对诉讼时效中断的终止时间的规定，就相当含糊了，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可以是第一次，也可以是多次之后，从该规定上看，无法确定调处达不成协议具体时间。因而，在审理治安民事赔偿案件中，给法院计算和确认诉讼时效中断时间带来因难。实践中，不易于操作。由于《治安处罚条例》对公安机关调处治安民事赔偿案件的期限没有做出规定，其他法律、法规对公安机关多次调解达不成协议，如何计算诉讼时效也未做出明确规定，这就必然造成了法院在具体操作中无从认定诉讼时效重新起算的起始时间问题。从适应审判需要出发，有关部门对此应早日作为规定，为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提供法律依据。因此，笔者建议，公安机关应当比照交警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程序做法，对治安赔偿案件进行调处。即公安机关对治安民事赔偿案件在立案之日起45日内进行调处，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必须在规定结案期内做出裁决或者宣告调解终结，并告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诉讼期限。这样可以解决诉讼时效中断期间计算和确认问题，不影响法院对诉讼时效的认定。
二、关于违法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法院受理条件问题。
由于民间纠纷引发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公安机关可以对治安部分依照程度上进行处罚，尚能容易做到。但对损失或伤害赔偿部分常有久调不结现象，表现在人为地将案子长时间搁浅一边，不告知当事人向法院起诉的权利，或者虽有告知，也不规范，而且该类案件当事人又不愿向法院起诉，这就造成了给当事人认为，案件已交公安机关立案处理，只有找公安机关解决的假象。实践中，受害人欲寻求民事诉讼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存在举证困难，法院即使受理了，也较难打赢官司。所以，当事人只好长时间找公安机关要求解决问题，直至最后向法院起诉为止，才获新的认识。同时，法院对这类案件的事实查清、责任认定也存在困难，这就造成法院不愿意受理此类案件，出现了法院与公安机关相互推诿现象发生，导致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产生该弊端其实质原因在于：
1、公安机关执法程序上不规范，对外履行法律手续不完备。公安机关对治安、赔偿双重性质案件的调处与交通警察对交通事故的处理存在着程序上差别，前者程序上不规范，没有统一规定，执法随意性较强，其对外履行法律手续也不完备，主要体现在公安机关久调不结，不受期限限制，没有宣告调解终结或者宣告调解终结不规范，不告知当事人在限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权利等。后者在执法程序上已经形成规范，履行法律手续也较完备，实践中，可操作性较强。
2、立案管辖界限不明确，导致法院和公安机关相互推诿。公安机关在尽了调处努力后，一般都将该类案件推给法院，而法院又不愿意受理此类案件，又将之推回给公安机关，造成相互推诿现象。现实中，存在这种现象，在案件发案后，受害人首先向公安机关报告要求处理，而公安机关则要求受害人先作法医鉴定，法医鉴定结论作出以后，对于构成轻微伤或轻伤的案件，公安机关难予调处时，便将案件推给法院。而法院对此类案件审理难度大，便借公安机关在程序上做法不规范弊端，又推回公安。双方就立案管辖界限发生争执。从而，导致失去有利的取证条件，使本来可以顺利解决的案件变得复杂化起来。
3、该类案件处理难度较大。由于这类案件往往事发民间纠纷，处理不好，会带来不好的社会效果。同时，这类案件的受害人和致害人双方之间对立情绪很大，在司法机关处理时，一方或者双方往往找关系，托人情，甚至出伪证，为处理案件设置障碍，使调查取证十分困难，容易导致错案的发生，办案人员大多不愿受理此类案件，更不愿意承担错案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