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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扩大重婚罪的概念外延，既不符合婚姻家庭关系的特殊性，会引起一系列家庭、社会问题，又无法加大对重婚纳妾、包二奶等违反婚姻法行为的执法力度。这是因为；
(1)、从重婚罪的主体来看，有配偶而又重婚者多为男性，对这类重婚者一律定罪处罚，不仅不利于保护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合法权益，反而会加重她们的经济负担。因为从目前的家庭分工来看，男性的收入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相对较多，而且男性在体力上相对比女性占优，男性在家庭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女性难以替代的。对这类重婚者定罪处罚后，会导致家庭经济困难，他们的子女抚养也会遇到问题，并且与重婚者同居的另一方也会遇到相同的情况。这样一个重婚行为会涉及两个妇女及其子女的利益，因而会带来一系列家庭、社会问题。所以扩大重婚罪的概念外延，把简单地事实重婚作为重婚罪构成的一种形式，会产生一些更为棘手的情况，以致于无法体现立法者保护合法婚姻的良好意图。
(2)、近年来，重婚纳妾、包二奶、姘居、婚外恋的现象日趋增多，这些都在破坏我国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也在慢慢腐蚀着社会风气。但目前在执法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包二奶，重婚纳妾的极少到婚姻登记机关登记，也很少公开以夫妻名义同居，有的甚至已经生了一两个小孩也没有以夫妻名义同居，很难取证证明其构成同居，因而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该解释认为构成事实重婚应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此外还有～些具体问题需要研究，例如：同居时间多长才算事实重婚，如何计算?中间间断后，是否重复计算?偶尔发生了性关系，但生育了子女，是否属于事实重婚?这些问题均很难确定。并且对于重婚案件，一般采取不告不理的方式，取证困难，实际处罚不多。这些情况说明，把事实重婚仍作为构成重婚罪的构成方式已不符合实际，一方而在实践中往往遇到举证上的困难；另一方面，也无法加大对重婚纳妾、包二奶等违反婚姻法行为的执法力度。
三、建议采取的完善措施
重婚纳妾、包二奶的行为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计划生育的国策，也造成了许多家庭破裂。为此，我认为对此种“有配偶还与他人同居”的行为是应当通过法律手段予以制裁、打击的，但具体的立法设计值得研究。
(一)、协调刑法与民法中婚姻制度规定的冲突，取消事实重婚
事实婚姻取消后，刑法上关于事实重婚的构成也将随之改变。事实重婚是否继续作为重婚罪的表现形式?国外立法对此的规定不同：有的国家刑法对此明文规定，如意大利刑法第556条规定：“受有民事效力婚姻之拘束而重行缔结有民事效力之婚姻者，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如果重婚人先前缔结的婚姻被宣告为无效的，犯罪消灭，或者第二个婚姻因重婚以外的原因而被宣告无效，犯罪消灭。”据此重婚罪的前后婚姻关系不包括事实婚姻。有些国家和地区虽没有明确规定，但在操作中要求前后婚都为法定婚。如日本刑法第184条规定：“重婚者，有配偶而重为婚姻者，处二年以下惩役。”虽在法条上没有明文规定，但由于日本现行法采法律婚主义，所以通说认为无论是第一次或第二次婚姻都必须是法律上的婚姻。我国台湾省刑法对此法条的解释也是以民法上规定的有效婚为准，“若为举行公开仪式，纵迎娶时曾用花轿鼓乐，或事实上有同居关系，仍难成立本罪。”也有些国家在法条上规定事实重婚按重婚罪定罪，如越南刑法规定：“重婚行为包括有配偶的人又与他人同居的情况。”但多数国家在刑法中没有规定，只规定“有配偶而重为婚姻者重婚"，在实践操作中也各有其做法。通说认为，事实婚姻的判断具有随意性，如果认为前后婚姻包括事实婚姻，则不当地扩大了处罚范围，故前后婚姻只能是法律上的婚姻。
为此，我认为可以将《刑法》中的重婚罪重新界定，取消事实重婚，单独把法律上的重婚作为唯一的重婚行为，以此来解决刑法的规定与民法中关于婚姻制度规定的冲突，维护法律体系的完整性。但如果还认为有必要对事实重婚、纳妾、包二奶的行为在刑法的范围内加强制裁力度，可以考虑在刑法上增加一项罪名，如“有配偶者与他人非法同居罪”，即可避免出现法律上的冲突，又加强了打击力度，但是这样做会使打击范围过火，且在实践操作上也有难度，因此，还需要在司法实践中对这种做法的可行性加以探讨。
(二)、加强民事、行政制裁
对有配偶还与他人同居行为的处理，除了运用刑事制裁外，还可以运用于民事、行政制裁。有些人认为取消了事实重婚，会减轻对此类违法行为的制裁，其实不然。这是因为：1、根据我国《刑法》第258条对重婚罪的规定：“犯本罪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由此可见重婚是一种轻罪，处罚并不严厉。2、刑罚手段一般不能直接对因重婚，而受到损害的受害者给予补偿，这就需要用民事救济来弥补，让有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3、通过让违法者被罚款、受到行政处分或治安处罚等承担行政责任的方式，同样可以达到制裁这类违法行为的目的，而且这类处罚措施比较切合实际，又可避免因直接追究刑事责任而导致行政责任的弱化，使得行政责任形同虚设。
为此，我国在新修订的《婚姻法》中加强了对“有配偶与他人同居”行为的民事制裁，不再局限于“有配偶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放宽了制裁范围，并建立了民事赔偿制度。如在第一章总则的第三条中规定：“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强调了这些行为的违法性。在第二章结婚中的第八条规定了结婚必须登记，第十条规定了无效婚姻，结合《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强调了不登记的违法婚姻自始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在第五章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的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强调了要求有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给予受伤害方一定的救济。而且在行政制裁上也有相关的规定，1 983年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重婚案件管辖问题的通知》第三点规定：“公安机关发现有配偶的人与他人非法姘居的，应责令其立即结束非法姘居，屡教不改的，可交有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或由公安机关酌情予以治安处罚；情节恶劣的，交由劳动教养机关实行劳动教养。”
但是这些规定并不完善，还是需要加以补充。例如缺少对“明知他人有配偶却仍与他人同居者”的处罚；缺少对行政处罚的执行机关、具体措施的详细规定。因此，我建议可以采取以下几个完善措施；l、可以要求“明知他人有配偶却仍与他人同居者”负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是因为，单单只是让有配偶一方承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并不公平，男女同居是双方自愿的行为，同居一方在明知他人有配偶的情况下，也就是明知会破坏一个稳定、正常的婚姻的情况下，还是与他人同居，其主观恶性并不低于有配偶的一方，可却能逃避法律的制裁，就显失公平。其具体操作分两种情况：(1)、在合法婚姻还存在的前提下，因婚姻受到侵犯而受害的一方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明知他人有配偶却仍与他人同居者”，要求其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2)、在婚姻解除后，受害者除了可以在离婚时要求其配偶赔偿损失外，还可以要求“明知他人有配偶却仍与他人同居者”赔偿损失。2、因合法婚姻受到侵犯，受害方可以向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当事人所在单位提出请求，要求他们对有过错方给予批评教育，立即结束与他人同居的行为，有过错方所在的工作单位还应当给予其行政处分；如果有过错方没有工作单位的，受害方还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请求，要求公安机关责令其立即结束这种非法的同居关系，酌情给予治安处罚。
总之，我国虽然己在新修订的婚姻法中增加了民事制裁的力度，但还不够完善，而有关行政制裁的法规太过陈旧，又不具体。因此，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进一步推进，我相信我国能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完善这些规定，协调刑法中关于重婚罪的规定与民法中有关婚姻制度规定的冲突，并在取消事实重婚后，对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同居的行为，除了在触犯《刑法》时按《刑法》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外，还应充分发挥民事制裁与行政制裁的作用。因为民事制裁更具普遍件，行政制裁则更快捷有效，可以弥补刑事制裁的局限。以此来遏制这些破坏婚姻家庭的行为，从而有效地保护受害方的利益，有效地维护稳定、正常的婚姻家庭秩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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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小君主编：《婚姻家庭法学》，中国检察院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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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凯楚著：《违法婚姻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0年版；
（5）、肖贤富主编：《现代日本法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5月版；
（6）、马克昌等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7）、张明楷著：《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版；
（8）、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9）、周其华著：《新刑法各罪适用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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