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 言 郑和自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二十八年间，受明政府派遣统帅舟师七下西洋。每次出去几万人，几十条大船。这是由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组成的最大的远洋船队。不但到了现在的南洋群岛的主要国家，而且一直到了非洲。郑和的船队每到一地，都以我国的丝绸、瓷器等宝货，或馈赠国王，或换取特产。回国时更邀请各国使节随船来访。郑和作为友好使者，在与亚非各国建立友好往来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国当代明史专家吴晗在1962年讲授明史时，曾作专题论述。他指出郑和下西洋“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范围之广，那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就是明朝以后也没有。这样大规模的航海，在当时世界历史上也没有过。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发现新大陆早八十七年，比迪亚士(Bartolomeu Dias)发现好望角早八十三年，比达·伽马(Vasco da Gama)发现新航路早九十三年，比麦哲伦(Fer－ nao dc Magalhaes)到达菲律宾早一百一十六年。比世界上所有的航海家的航海活动都早。可以说郑和是历史上最早的、最伟大的、最有成绩的航海家”⑴。
郑和的航海活动，因受到“朝贡贸易”的制约，反对派又以无实效为借口横加阻挠，下西洋的档案也毁而无存。这给今日的学术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学术界在充分肯定郑和伟大航海业绩的同时，也有的学者对郑和宝船的尺度和规模存有种种疑问，迄今已成为研究郑和航海史及其宝船的一大难题。本文仅就我们学习中的一得之见，就教于热心这个问题的同道和研究科学技术史的专门家。
二、郑和宝船的尺度有文献依据和文物例证
《明史·郑和传》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以次遍历诸番国。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⑵
据此，以明尺为0．317米计⑶，则郑和宝船的长与宽约为140米和57米，长宽之比为2．46。
周世德在1962年3月的学术论文中，针对这样小的长宽比曾正确地指出：“木船如果造得过于瘦长，将不能抵抗海浪的冲击，而易为海浪冲断。所以木船必须较为短肥，特别是巨型木船。这样，速度虽受影响，而稳性大为增加。”文中引《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称：“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六月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文中更指出：“宋代巨型舰船一般是方正的或是短圆的，长宽比很小。”⑷
在1962年10月中国造船工程学会首届代表大会上，周世德发表了《中国沙船考略》⑸，指出：“历史上，我国出使外国的船都选用当时当地最大的船。至郑和七下西洋，其规模之大，足迹之广，都超越前代，而当时的社会条件也提供了可能性，因而能达到空前的规模，用特别巨大的船只，长44丈，合150．5米。”与文献[4]有所不同的是，同一作者在文献[5]中，“按照江苏省外海沙船比例计算”，“颇疑船宽记载有讹舛之处”。广十八丈颇疑系“广于八丈”之误。
在1980年10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成立大会上，杨宗英宣读了论文《略论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尺度》“⑹，在分析了史料常有失实，船舶尺度受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以及受强度的限制等各点之后，提出：“明史上记载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若将其宽作为长，将长度的单位丈改为尺，而改为四丈四广，十八丈长，则与一般法式估算的尺度就相当接近了。”
上述文献[5]及[6]，对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估计是不同的，但都从宝船属于沙船船型出发，颇疑明史记载的数值有误，于是才有改变宽度⑸和改变长与宽的数值⑹之议。我们认为，史料记载有误乃在所难免，至于《明史·郑和传》⑵对宝船尺度的记载是否有误，前述两文献的分析恐难使人信服。
郑和七下西洋乃明初盛事，档案资料虽被毁，但仍有随行人员的纪行著作传世，可作参考。马欢曾于第四、第六、第七次三次随行，其《瀛涯胜览》撰于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费信曾于第三、第四、第五、第七次四度随行，所著《星槎胜览》成书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巩珍曾于第七次随行，所著《西洋番国志》成书于明宣德九年(1434年)。《明史》定稿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刊行于乾隆四年(1739年)，明史引用下西洋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当为顺理成章之事。此外还有明末顾起元*(1565—1628年)所著《客座赘语》，对宝船也有记述。罗懋登著《三宝太监下西洋记》，成书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虽为文学著作，但古今学者均普遍认为对考订郑和宝船有学术价值。现将有关记载摘录如下。
明钞说集本《瀛涯胜览》卷首记载：“宝船六十三号，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7，8]
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宝船共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船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⑺
《郑和家谱》记载：“拔舡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中船长三十七丈，阔十五丈。”⑺
巩珍《西洋番国志》则有：“其所乘宝舟，体势巍然，巨无与敌，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⑺
周世德在前述[5]中曾指出：“罗懋登《西洋记》称，宝船九桅，马船八桅，粮船七桅，座船六桅，战船五桅，作者认为所述似乎可信。”上记五种船型取自《西洋记》第十五回⑺，今更将五种船型的长、阔尺度及其比值也一并列出，则如表1所示。
分析上述各文献的记载可知，《明史·郑和传》所记船舶尺度，是只举其大船而略去了中小船舶，在长度上更略去了四尺。正如研究郑和的著名学者郑鹤声所论：“《明史》所记长四十四丈阔十八丈之大船，即为《西洋记》中之宝船，……《家谱》又有长三十七丈阔十五丈之中船，即《西洋记》中之马船也。《明史》只载宝船，盖举其大者耳。”⑼
郑和随行人员马欢、费信、巩珍的著作，在世界上也颇有影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et)教授于1933年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以及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成书于明正德十五年，即1520年)考订注释后用法文出版，书名为《中国在十五世纪的伟大航行》。两年后，即1935年，著名海外交通史学者冯承钧将该书译成中文，译名为《郑和下西洋考》⑽。该书为“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句加了注释曰：“此种海舶奇大，可参考格仑威尔德书一六八页。总之每舟平均载四百五十人，其舟显然甚大，关于中世纪中国之大船者，可参考玉耳·戈尔迭(Yule Cordier)之马可·波罗(Marco Polo)书，第二册二五三页，又契丹(Cathay)纪程，第五册二五页。伊本·拔图塔(Ibn Battutah)以为中国之大海舶可容一千人，内水手六百，士卒四百。”
元时来我国的意大利杰出旅行家马可·波罗⑾和摩洛哥大游历家伊本．拔图塔⑿的著述，应当说是有参考价值的。郑和众随行人员的行纪与他们的著述可谓一脉相承。文献[6]以为《明史·郑和传》中的宝船尺度是引自明人“说集”的《瀛涯胜览序》，因而不足为据之说，看来值得商榷。
综合所引各文献中大船、中船的尺度以及表1中的五种船型，可知郑和庞大的船队中，绝大多数船舶的长宽比值均在2．5左右。这样小的长宽比虽然与现代造船工作者的认识相距很远，但却为近年在泉州、宁波出土的宋代海船所证实。泉州宋船的长宽比为2．48⒀或2．65⒁；宁波宋船的长宽比为2．71⒂或2．8⒃。这样小的长宽比在历史文献中也能找到”⑷⒁。像文献[5]、[6]那样，为附会“沙船比例”或“一般法式”而去修改尺度比，未免有些牵强。一系列资料说明，并非“修史的人未经仔细推敲”，倒是文献[6]把宽改作长，把长的单位丈改作尺，带有随意性，致使所论宝船尺度尚不及《西洋记》中最小的战船(见表1)，这与郑和宝船是不相干的。
顺便指出，郑鹤声⑺⑼、周世德⑸、以及本文都引用罗懋登的文学著作《西洋记》。我国著名海外交通史学者冯承钧曾一再强调：“因为《西洋记》所根据的材料，有一部分出于马欢书"⑽，“未可以为小说而轻之也。”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