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IPO市场上，承销商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有较高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会减少承销商的风险。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机制如果发挥作用，效果之一便是如果企业聘请了高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承销商所收取的费用将会减少。但是，本文实证检验的结果却与之不符，说明会计师事务所声誉机制并未发挥作用，IPO市场的效率受到影响。
关键词：会计师事务所 声誉 承销商 承销费用
一、引言
Balvers et al(1988),Jaclbs(1983),Sutton and Benedetto(1988)的研究表明，公司在做出将小会计师事务所更换成为有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决定时，经常是受到了承销商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一个有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减小了承销商的风险：首先，一个高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为承销商提供了具有更高保障的财务数据，同时也减少了承销商自身的信息；第二，由于IPO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选择一个较高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信号作用，能够更加吸引投资者。Tinic(1988)的研究认为，承销商、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在进行IPO时承担着很大的责任，因此承销商会因为有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有着深口袋(deep pockets)而获得另一种保险。也就是说，有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赔偿能力比较强，从而可以减轻承销商可能的赔偿损失。
在我国目前的IPO市场上，承销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着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虽然承销商具有尽职调查的责任，但受制于人员、时间等种种因素的限制，承销商不可能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所有工作均进行细致地复查，大部分情况是依据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成果做出判断。在目前许多拟上市公司善于“包装”的情况下，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对承销商而言十分重要。特别是实施保荐人制度后，保荐人需要核查律师和会计师的工作并做实质判断。这一规定实际上是监管的一种转移，保荐人不仅需要认真完成对上市企业的尽职调查，还要更慎重地选择专业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相关中介机构，职责的加大使保荐人不仅会慎重选择上市发行人，也会敦促发行人慎重选择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
在这种情况下，承销商会倾向于选择具有高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这样，就有如下隐含意思：承销商费用将会随着拟发行公司主审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而有所调整。对于声誉高的会计师事务所，承销商所承担的风险较小，所付出的工作努力也相对较少，因而收取的承销费用会较低；对于声誉较低的会计师事务所，承销商所承担的风险较大，为了核查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也需要付出较大的工作努力，因而收取的承销费用会相对较高。据此，本文的研究基于以下假设：承销商费用会因会计师声誉改变，选择声誉较高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发行公司的承销费用会较低，而未选择声誉较高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发行公司的承销费用会较高。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来阐释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功能。
二、文献回顾
国外早期的研究讨论了关于在IPO环境之下选择有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价值效应(valuation effects)。Simmunic and stein(1987)发现，由八大审计的IPO公司发行后权益的市值/账面值比率较由非八大审计的IPO公司要高，也就是说由八大审计的IPO公司获得了较高的市场溢价。Beatty(1989)研究发现，由有较高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IPO公司有较低的IPO抑价率，Balvers et al(1988)也发现，由较高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IPO公司的IPO抑价率较低，但会计师事务所声誉的作用随着承销商声誉的增强而减弱。上述学者的发现显示出IPO参与者愿意为具有较高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付出溢价。Mennon and Williams(1991)认为这种结论包含了两重意思，其中之一就是承销商对有由较低声誉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将收取更高的承销费用。他们的研究发现，对于采用包销形式进行承销的承销商而言，承销商费用会被IPO公司所选择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所影响，对于选择“八大”审计的公司，承销费用会有一定的折扣。对于采用代销方式的承销商而言，会计师事务所声誉对承销费的影响要小一些，因为承销商选择有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动力也要弱一些。在我国证券市场上，胡旭阳(2003)的研究表明，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并未对IPO抑价率构成明显影响。张为国、李晓明(2004)以1996初至2001年末的IPO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承销费用的收取与证监会相关规定一致，承销费用随承销金额的增加而增加，但增加趋势渐缓，发行方式对承销费用没有显著影响。
三、模型构建
(一)样本选取
我们选择2001年实行核准制之后进行IPO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核准制是我国股票发行制度向市场化迈进的第一步，核准制下承销商需要对上市材料进行负责，并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承担一定责任。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核准制下的上市公司是于2001年4月发行的用友软件。因此，本文选择2001年4月－2003年12月以来发行并上市的公司共167家，其中2003年52家、2002年70家、2001年35家。在这些样本中，我们剔除了因商标案而未能及时上市的恒生电子，H股增发A股的江西铜业、海螺水泥、深高速、中海发展，N股增发A股的华能国际、S股增发A股的中新药业以及作为核准制下首支股票的用友软件共8个样本。最终入选样本为159家。剔除海螺水泥、深高速、华能国际的原因是由于它们作为已发行了H股、N股、S股的公司，它们作为已上市公司在与承销商的谈判中较拟上市公司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这一地位将会影响到承销商的费用收取，从而与其他拟上市公司不可比。剔除用友软件是由于其具有核准制下第一支发行的股票这一特殊概念，承销商可能为了获得这一市场效应而对自身的费用进行某种调整，剔除恒生电子是由于其因为特殊原因未能以正常的程序上市，而是在间隔较长时间之后才得以上市，这将使投资者对其的判断有别于正常上市的公司。这些数据来源于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CSMAR系统。
（二）研究方法
1、衡量声誉指标的选择
会计师事务所声誉是抽象的概念，在Beatty(1989)，Menon and Williams(1991)的研究中，采用了是否是当时的“八大“事务所之一来作为衡量会计师事务声誉。在我国IPO市场上，尚不存在占有较大份额的会计师事务所。而声誉往往是通过观察过去的表现来反映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首次公开发行市场占有率的不稳定使投资者观察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变得比较困难。为此，本文拟采用下面的指标来衡量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1999年至2002年连续4年客户数进入前十名，或连续4年客户总资产进入前十名，或连续4年客户主营业务收入进入前10名的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具有较高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因为客户数代表着他们的市场占有度，而客户资产和主营业务收入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们的审计能力。它们分别是：上海立信长江、浙江天健、安永大华、湖北大信、北京京都、毕马威华振、安永华明共七家 [1]。
我们借鉴Menon and Williams(1991)的模型，并结合中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建立模型。在Menon and Williams(1991)的模型中，承销费率作为自变量，除了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作为解释变量外，其他的控制变量包括：以发行公司上市后52周的周收益率的标准差来衡量的市场风险，发行公司总融资额，以发行企业保留的股份数来衡量的股份稀解比例，发行公司的年龄，承销商声誉及会计师事务所声誉。
2004年以前我国证券一级市场上从未出现新股发行失败，一、二给市场之间的收益较大，承销商承销新股不会像承销再融资一样考虑二级市场状况，发行企业上市之后的市场表现一般不在承销商的考虑范围之内，因此市场风险这一控制变量在我国市场并不适用；根据Leland and Pyle(1977)的理论，原有股东保留的股份数额起到了传递信号的作用，但在我国特有的二元股权结构下，原有发起人股东的股份不能上市流通的。这种二元股权结构下使得保留持股比例所传递信号的理论在我国并不适用；我国IPO的许多企业均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一般发行主体（即股份公司）的成立时间较短。由于受到市场竞争冲击的时间较短，主发起人的成立时间则可能追溯几十年，但这并不代表着企业成立时间越长越具有可信性。因此，本文模型未使用市场风险及发行企业年龄这两个变量。
对于承销收费的标准，中国证监会1996 年12 月发布的《关于股票发行工作若干规定的通知》规定，承销金额在2 亿元以内，按1.5%～3%收取承销费用；3 亿元以内，1.5%～2.5%；4亿元以内，l.5%～2%；4 亿元以上，除特殊情况，不得超过900 万元（采用上网定价发行方式），或不得超过1000 万元（采用网下发行方式）。从这一规定来看，我国实行的政府指导定价，承销商有权利在一定范围之内决定承销费率，且发行规模越大，承销费率越低。承销费用的确定与承销商和发行公司之间谈判能力有着相关性。一般而言，公司规模较大，谈判能力较强。公司规模与公司总融资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因此我们可以将公司发行金额既承销金额为一个控制变量。本文将承销费率作为自变量，假设承销费率随承销金额的增加而降低。
关于承销费用和发行方式，证监会通知仅提到承销金额在4 亿元以上时，网下发行方式的收费上限略高于上网定价发行方式。在本文的样本区间，存在着上网询价、上网定价、上网定价与法人配售相结合，上网定价与二级市场配售相结合共四种发行方式。由于上网定价与法人配售相结合、上网定价与二级市场配售上结合在实质上均属于定价发行而非询价发行，因此本文仅区分定价发行与询价发行两种发行方式，由于询价发行增加了承销商的工作量与风险，本文假设询价发行方式下承销商所收取的费用会较高。
在我国的证券市场，筹集最大量的资金是发行企业和承销商的共同目标，公司会为了能够增加筹资而支付更多的费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发行市盈率反应了实际发行情况是否达到发行企业和承销商筹资总额最大化的目标。虽然发行市盈率受到不同程度的管制，但在管制范围内不同的发行企业在发行市盈率方面仍存在着差距，这些差距反映了承销商的努力程度，承销商越尽力，发行企业相应应该支付更多的费用。
